从“始制有名”到“史志有名” ——为什么要究竟史志之名分

“莫名《榆林简史》”一文引起了一些讨论，有些人支持，有些人茫然。有人提出“摘用《礼记》中的一句话来质疑榆林的相关工作未免激进和不妥”，也有人说“现在史志不太分了，地方修史是经过上级批准的”等等。那么，到底是谁不妥？史志要不要分清楚？为什么说“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

要回答这几个问题，首先要清楚我们站在什么角度，其次要明确我们的标准，避免盲目学习西夷之风，最后要回到我们的实践。只有这样全面考察，我们才能做出有价值的判断。

首先要声明我们的角度，我们是站在华夏道统传承的角度，站在华夏文明传承的角度，站在响应国家号召，为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积极吸取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政治文明制度的角度，把历代优秀的政治文明制度成果应用于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贡献力量的角度来说明相关问题的。

其次是按照老子说的“始制有名”，以实践与标准两方面总括来看待史志的分别，全面总结梳理，并从国史、方志、族谱、个人记事互参互鉴，以确保记录下的历史之真实，对后世真正起到资鉴作用，所以必须进行这样的讨论，这种讨论既涉及到国家大一统的实践，也涉及到政治文明制度建设，又涉及到文脉相继的中华文明传承。

第三，从世界范围看，西方自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以来开始写史，美国也就二百多年。他们谁都可以写史，把地方史、国家史、民族史，还有个人的历史都混为一谈，法国都写到七千年了！更有个人写什么《时间简史》，把史当成小说来写，乱七八糟。如果我们不把什么是史、志、谱、记这些标清楚，被他们这种夷化之风带偏了，学他们，也乱写一气，不就和他们一样了吗？哪有我们八千年来不间断的文明传承？

尤其剑桥大学写中国史，都是从秦汉开始写，凭借其世界影响力对我们搞历史阉割，妄图切割我们的历史，还有日本的一些名为史而实际是故事类的著作也写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历史是从秦汉开始的吗？“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清末以来的屈辱和新时代的文化自信，都要求我们要高度警惕，否则怎么给后世交代？

我们有自己的历史。我们的史，不但有咱们见到的历代修的史，比如《尚书》是后来修的，被秦始皇焚得剩下来的；《逸周书》是在秦始皇之前埋在墓里，后来晋的时候才出土的。我们还有传承史，这都是华文明的真史。都要清楚地标注以区别于西方那些后来补编的史。

第四，我们不但有史，而且有志，而且史志有名。站在实践的角度，我们国家层面实际上主要执行的正是史、志有别的制度。但是，国内这些年已经乱套了，到处在弄史。个人写，县里写，市里也写，省里也写，已经把我们这种非常严肃的事情拉低得和西方蛮夷一样了，和西方那些没有史的国家一样胡作非为了！史志不分，有可能导致史志不可信，史真的可能成为一坨屎，臭不可闻。所以要高度警惕在某些地方出现的史志不分的问题。

首先，我们看看《周礼》是怎么说的？《周礼》“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者藏焉，以贰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约剂乱，则辟法；不信者刑之。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闰月，诏王居门终月。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辨事者考焉，不信者诛之。大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及将币之日，执书以诏王。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大迁国，抱法以前。大丧，执法以莅劝防；遣之日，读诔。凡丧事考焉。小丧，赐谥。凡射事，饰中，舍算，执其礼事。

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大祭祀，读礼法，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大丧、大宾客、大会同、大军旅，佐大史。凡国事之用礼法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丧，赐谥，读诔。

内史：掌王之八柄之法，以诏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事，以逆会计。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赏赐，亦如之。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

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

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赞书，凡数从政者”。

全文引用这一段《周礼》，是为了让我们从头上弄清楚几个词，这就是“史”、“书”、“志”的出处。不仅是明白其出处，清楚其含义，后面我们还将看到其在华夏统绪中的实践与应用。乃至延续到今日，国家及地方的相关机构名称依然沿用。我们还将看到是哪些时点，什么行为引起了混乱，我们后续应该如何矫正。“言有君，事有宗”，如果不从根上说清楚，断章取义，那样的话不如不说。

根据华夏道统的传承，说实话这种传承能传承下来，是不容易的，是饱含着血泪的。华夏道统包含祭统、统绪、绪统、传统。祭统是信仰，是敬天法祖。这一点我们看看很多考古发现的祭祀活动遗址就知道了。能看见的比如距今六千年左右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比如从隋唐的天坛，到明清的天坛。还比如国家每年的清明陕西黄帝陵公祭，天水伏羲庙公祭，还有我们普通大众的上坟、上祠堂等。今天，天坛的祈年殿里还供奉着皇天上帝，清人叫“长天上帝”。祭统作为华夏文明的底色，每朝每代都有祭祀活动。比如秦嬴政祭天，汉武帝祭黄帝等。当然，更多的是看不见了。

统绪是国体，也就是历朝历代的政权统治。自东周以来，王道失落，霸道兴起，谁的胳膊粗谁上台，统绪逐渐盖过了祭统。

作为统绪的一部分，修史一直是各朝各代的大事，也是我们今天能找到中华文明自信和恢复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为什么所谓的世界四大文明，只有中华文明不间断传承了下来？为什么中华文明在世界上拥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因为历代的先贤给我们留下了史志经典。民族为什么有凝聚力，一个区域的民众为什么有凝聚力，这就是原因。

历史，是统绪的一部分。按照严格的意思讲，历是历，史是史，从我们能见的文献中看，史也叫书。但是今天，我们官方用的是基督历，这是失了正朔的。我们的祖宗给我们创造了、也留下来了《圣太一天历》《黄帝纪元历》《汉历》《授时历》等等一系列历法。最稳定和长久的是《黄帝纪元历》，距今4721年，再过一个多月，到冬至就到4722年了。这就不说了。

今天我们只能说史。而史呢？由于秦的焚书，周以前的历史典籍很多都看不到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史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从五帝，也就是轩辕黄帝开始记载华夏史的，但非常粗糙。包括后来的《汉书》《后汉书》等等。

史的编修有一定规则，或者体例。并且史要由下一代给上一代编，不能自己给自己编。自己给自己写，那难免有失公允。失了公允，这个“史”肯定就不可信了，那对文脉传承毫无价值。汉武帝给自己写，让史官拿给自己看，写得不好就杀史官，就不可信。包括司马迁就受到了宫刑之奇耻大辱，但他还是写下来了。只不过他活着的时候没敢拿出来，但终归还是留下来了。左丘明也是，家里人被鲁公杀了好几个，到他最后都失明了，还口述让人记下来。秉笔直书，这四个字的背后，是要有血性，要留下血泪的！但也因此，给我们的文脉，给我们今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资粮。左子也被世代敬仰！

从周朝以来，国家（那时候叫天下）修的叫史，地方修的叫志，家族的谱，个人写的叫记事。其中“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不但是古代的统绪惯例，而且新中国历届国家领导人都会提及并要求加强地方志工作。我们很多人也都知道。

从华夏道统传承人姬英明的传承来说，在“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之后，还要加一句“人有记”。就是说，一些名人，当然历代都有，他们记下来的，写下来的叫记事。也是史的一部分，但只能叫“记”，不管是日记、札记、还是回忆录、传记等。任何一个事件的发生，都不会是孤立的。我们要弄清楚一个事件，比如说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涉及了什么人，都能从个人的记事、家族的族谱、地方的志、国史里得到印证，都能印证了，才能确定，记下来就是准确的，真实的，才能起到镜鉴的作用。咱们都会说，以史为鉴，要能鉴照你的脸干净不干净，这个镜子不能有污，否则谁弄得清是脸脏了还是镜子的问题，谁还会相信呢？所以说，史，是严格的。能穿越千古，就不能造假，否则要“史”有什么用？

志是续的，要延续着写，主要是当地的主要大事，人物事迹，山川风物，要客观真实。要为编史起到资料的作用，要为地方治理起到“资治”的作用，这才叫志。志，直述不评；史，既述又评。这是其主要区别。家谱和个人记事就不多说了。中国人现在有家谱的不多了，原因都清楚。

以上简单回顾了古文献和华夏道统传承下来的史、志之区别，以及历代以来的实践活动。

首先，史有史体。

《周礼》的记载虽然久远，又经历了秦的焚书，文脉殇断，导致目前能留下来的影响最大的史是《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原名叫《太史公书》。《太史公书》的现世并不在司马迁时代，而是在汉宣帝时，他的外孙杨恽看到朝政清明，本人又被封为平通侯，于是献出来，被汉宣帝及当世认可广为流传的。称“书”为我们今天说的史，书就是史，就是从这里来的。当然，我们看《周礼》就说了，“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周礼虽然记了书，但咱们看到的书是从《太史公书》开始的。当然后来有墓里面挖出来的《逸周书》和《竹书纪年》，但都是片段的。而且《史记》开创的体例为后世所遵循。包括后来的《汉书》《后汉书》，隋唐都叫书，比如，今天我们看到的《隋书》、《唐书》、《后唐书》等实际是史，直到宋朝改书为史。

宋朝给五代十国写的叫《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之后就是元朝修的《宋史》、《辽史》、《金史》。明朝写的《元史》，清朝写的《明史》。《清史》我们还没看到。从下图可见，根据现有文献可以证明，华夏道统所传承的后朝给前朝修史这种惯例，或者可以称之为政治文明制度是可信的。

史有明确的史体，按照《史记》的体例来说，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其中书包括礼、乐、律、历等。

汉书也借鉴了相关体例，分为“纪”“表”“志”“传”等。

史书往往不只有一种体例，例如，《史记》既是纪传体，又是通史。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些史书的体例，我们做一个小结：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左传》

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

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

第一部断代体史书——《汉书》

第一部通史——《史记》

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体例也有不严谨的地方，有些层次不齐。但总的来说，史是可以记，可以评的，也带有一定的思想、文化、经济、地理等的总结。

其次，志有凡例。

《周礼》“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

从《周礼》还可以看到，史，在周朝时的官职，负有掌书、志、令之责。我们后世称书也罢，称史也罢，和《周礼》都有莫大的关系。

周朝有专门的官员“小史”“外史”，“掌邦国之志”、“掌四方之志”，但同样没有什么留下来，因为都被秦给烧了。方国郡县的史都叫志，既是《周礼》所规定的，也是历代承认继承了的。三国时陈寿写《三国志》，即便已经到了“国”这个层次，他不敢叫史而叫志，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华夏处于分裂时期，没有统一的政权。没有统一的政权，不能写史，最多就是个志。像曹操，虽然给写的本纪，但是把《魏书》《蜀书》《吴书》并列，实际就是志。就是这个原因。

最早《周礼》有“掌道方志以诏观事”的记载。秦朝以后，方志渐多，《后汉书·西域传》“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左思《三都赋序》说：“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 南北朝以后方志进入发展时期，有《豫章古今记》、《荆州记》、《华阳国记》，皆初具方志规模。

隋唐宋时期方志有进一步发展，体例亦日臻完善；著名的总志有隋虞世基《区宇图志》、唐李泰《括地志》、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欧阳忞《舆地广记》、王象之  《舆地记胜》等，著名的地方性方志有宋高似孙《剡录》、宋敏求《长安志》《河南志》、程大昌《雍录》、潜说友《咸淳临安志》。

明清时期，知府、知县在正式上任之前的准备工作之一，便是找到当地的赋税徭役册和地方志察看，通过县志可了解当地的疆域舆地、人口户丁数、不动产登记、赋税徭役、风俗习惯等。地方志的修志工作为地方长官（知府、知县等）负责牵头，财政绝大部分是靠地方募捐，招聘当地的知名文人进行修志。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大抵取材于方志。顾炎武修纂《肇域志》时，曾参阅明代及清初方志达一千多种。

比如明朝专门有纂修志书凡例（明永乐十年颁降）。

《安康县志》明确可以看出县志自周以来代代完善的历史：

综上，历史表明，这些旧制十分规范严整。也正是如此，给今天留下了宝贵资料，让各地的人文地理社会风貌熠熠生辉，激励代代。

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是东晋时期成汉的常璩所著。《华阳国志》（原作《华阳国记》）其成书于公元348—354年之间，因地处华山之阳而名。此书记载了从远古至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今西南以及陕甘鄂部分地区的山川地理、物产资源、经济文化、历史人物与民族关系的丰富内容，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以及蜀汉、成汉史的重要史料。

志的体例与史不同。用今天的话说，地方志有地区性、综合性、资料性、连续性四个特点。其中最突出的是志只记不议，客观全面。古代的志有很多，写得好的，需要遵从这种体例。相对于明代的方志凡例，我们国家《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的十分粗线条，比如第六条“编纂地方志应当做到存真求实，确保质量，全面、客观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地方也是这样，比如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刊登的文章也指出：“新方志要求必须坚持‘述而不论’、‘生不立传’、‘有则记之、亡者不述’这些志体的基本要求，‘求真存实’，‘虽微必录，无隐不宣’”。

我国方志文化悠久，资料丰富，影响至今。根据人民网2024年2月7日的文章《读志修志用志——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进步》从先秦“四方之志”到西汉魏晋地记，从隋唐图经到两宋方志，从元明清大一统志到民国各省通志。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旧志9000余种、10万余卷，约占我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说过：“希腊的古代文化乃至近代英国，都没有留下与中国地方志相似的文献。要了解中国文化，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地方志。”

新中国于1958 年成立了地方志小组，新中国的地方志工作逐步展开。改革开放后，地方志工作得到进一步重视。1983 年，中国地方志小组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恢复活动，并更名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2023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调整中国社会科学院职责等事项，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更名为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继续加挂国家方志馆牌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67号现公布《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三条“本条例所称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地方志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编纂的地方志，设区的市（自治州）编纂的地方志，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编纂的地方志”。

根据相关规定，并结合各地实践，从国家到地方相关地方志管理机构设置上看，除了山东、甘肃、河南、福建四省，其他基本都是清一色的“某某地方志（编纂）办公室”，架构是清楚的。

史志有名是华夏统绪的优秀传统，历来为中央政府所采用，新中国也延续了这一体例。但目前来看，有些史志混合倾向正在发生。

从地方来看，史志混合制度时间最早是起于山东省、甘肃省，根据百度百科，山东省史志办公室成立于1981年，1995年改为省地方史志办公室。2005年12月，发布《山东省地方史志工作条例》。甘肃“史志办”设置也比较早。河南有一个史志分向史志合的变化。福建是根据2017年国家有关规定把党史机构和政府志办合并的。把史志合在一起的，全国只有四个省，是少数。

以出台文件明确“史志工作”的可能只有山东省是《山东省地方史志工作条例》。甘肃是《甘肃省地方志工作规定》；河南省依据的文件依然是《河南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福建是《福建省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

而全国除上述四省之外，其他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山西省，他们是出台了《山西省地方志工作条例》；一种是陕西省，陕西是《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很多省都是如此，因为国家在2006年5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第467号国务院令公布《地方志工作条例》。因此，山东省是一个例外。包括其机构设置名称都异于其他省。

从国家和各地机构设置名称来看，山东、河南、甘肃、福建叫史志办公室。其余各省市自治区都叫地方志办公室或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根据搜索到的记录可知，国家对地方的要求是以“地方志”为基本出发点的。从《地方志工作条例》，“地方志”指导意见的文稿，各地“地方志办公室”也佐证了各级地方文史工作的主要责任是“地方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网站上搜到的“地方志”的相关文献很多，但是，搜不到“地方史”的任何记录。

从国家层面看，在 2016年以前 ，包括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要求“加强修史修志”，都是清楚的。但是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做好地方史志编纂工作”，这是国家层面第一次把史志放在了一起说。

从“史志”合并的四个省情况看，山东、甘肃两省一直称“史志”办公室，河南1983年以前叫地方志办公室，1983年之后叫“史志办”。福建以前是“地方志办”，在2017年《意见》出来以后，2018年福建省把党史办和地方志编纂办合并。

从国家领导人的论述来说，根据四川省情网2021年的文章，“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胡耀邦、李鹏、江泽民、朱镕基、习近平、李克强等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关心着中国地方志事业”。包括毛泽东说“官不修衙而修志”，习近平鼓励《白沙村志》的编纂，都说的很清楚，提的都是“地方志”。2014 年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首都博物馆时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

“修史修志”，我们的理解是“该修史的修史，该修志的修志”，各司其职，各领其命，而不是搞“史志混合”、“史志不分”。

根据手头上的资料，地方写史且已经出版的包括《兰州通史》《西藏通史》《庆阳通史》等。以《兰州通史》为例，根据百度介绍，其“力求做到权威性与通俗性、学术表达和可读性的有机结合，融学术性与故事性于一体”，我们认为这应该够不着“史”，只是“名”史而“实”为学术著作。因为史以为鉴，我们不知道其中的“故事”怎么观鉴？

还有一种情况更令人担忧，就是西方人大肆编写中华历史，比如剑桥大学的《剑桥中国史》、日本的《中国文明的历史》等。这些学术性的文章冠以史的名字，对中华历史进行演绎，有些是十分不严肃的，有些是恶意地阉割，放在历史的长河里，这都会给我们留下隐患。这是明显的历史学术化和学术化写史，应该严格规范，恢复其学术标识。

在华夏道统传承的统绪体系里面，如何让国史、方志、家谱、人记互相结合，互相参照以存真去伪，真正为后世子孙提供有益的资鉴，这是涉及到华夏文明传承的大事。如果严肃的修史活动变为一版一版的学术著作，显然是起不到历史观鉴作用的。因为可能一版一版之间的表述都存在不同。修史学术化，学术化修史是有损于政治统绪的。我们不仅要看眼下，还要看到百年以后，比如某些地区根据某些学术史料记载要求某种权利，那可能就会给子孙留下祸患。就像我们在一段时间无法理解司马迁说“匈奴是黄帝的直系后裔”。而我们今天对三皇五帝的认知主要来源于《史记》，但是仍然有很多错愕无法澄清一样。

目前刚刚在某些地方露头的地方修史开了一个坏头，将带来国家和地方不同地位和上下位次的混乱。比如目前困扰我们并极易为敌对方利用的民族问题，已成肘腋之患，如果容许各地写史，虽然我们有审查制度，但在人为和各种难以穷尽的风险面前，恐怕难免有祸患之虞，所以应该在体例上给予明确规定，这就是国史方志，不容逾越。

对于有些学者的学术著作，应该让他们回到学术本身。因为学术本身具有个人观点的特征，既是个人观点，完全可以用诸如“记事”“史料梳理”等名称，而不能在史志有名的情况下乱了名分。

综上所述，我国的“地方志”工作是清楚的。把史志混在一起说，乃至写某某通史，有些是个人研究著作，但冠以“史”之名，又有些已公开出版了，这极易造成混乱，国家应该予以规范。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回答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

首先，史志要不要分清楚？答案是要分清楚。原因如下：

1、《礼记》说“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这是华夏政治文明的历史财富，华夏绪统的优秀历史观鉴。《周礼》有云“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

2、有人可能说，《礼记》的规定是过去的旧事，时代已经不同了，而且全世界都这样，各地都在写史。在华夏道统传承人看来，这个说法其实错了，现在国家可能没有对史志的分别做出明确规定，但存在事实上的区分。比如国务院有《地方志工作条例》，国家有“国家方志馆”。各省有地方志办公室以及相应的出版物，比如陕西省有《陕西省志》，内蒙古自治区有《内蒙古自治区简志》等等。至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怎么样，那是他们的事，我们这么一个有传承的文明，在这方面不能和那些没有历史观的强盗一样。

3、各地地方志有很多文章探讨“史和志”的分别，这说明方志工作中存在这样的疑虑。结合2017年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表述可能不够严谨，我们也就理解了大家之所以讨论的原因。尤其是新中国方志工作的开创之地四川，有很多高质量的讨论，还有陕西。比如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刊登的文章指出：“新方志要求必须坚持‘述而不论’、‘生不立传’、‘有则记之、亡者不述’这些志体的基本要求，‘求真存实’，‘虽微必录，无隐不宣’” 并且指出“史书往往史论结合，或先述后议，或夹述夹议，不仅告诉人们历史‘是什么’，而且要揭示‘为什么’”。包括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方志办公室刊登的文章，都讨论了史和志的分别。以上说明，我国实际上是遵循了“方志”的历史惯例的。

第二，《榆林简史》该不该被质疑？史志既然存在分别，国家事实上又遵循了“方志”的历史惯例的，当然应当质疑。

尤其是光明网引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年5月刊发的：走进国家方志馆 的文章明确指出“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清楚解释了今人可能不了解的《礼记》为什么说“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说明《礼记》所确定的绪统标准没有过时。有些人稀里糊涂，难道所有人都要稀里糊涂才对吗？不能质疑澄清吗？显然不是。

第三，从上郡的刊文可以看出，《榆林简史》的出炉带有强烈“创造历史”的畸形功绩观和史志观不清的问题。

因为“国有史，方有志”是在不同角度，以不同体例，记述或者论述。是有联系而又有明确区分的。改一个字虽小，但引起的混乱可能影响世世代代，且不利于国家统绪制度的传承。

第四，必须吸收借鉴华夏历史上的优秀文明传承，规范新时代国家统绪，尤其是在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上，要实事求是，做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兴旺华发的事情，为中华文明的庚续，为子孙后代留下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优秀文明成果。对于国史方志的区别应该予以明确界定和恢复。

根据华夏道统传承人姬英明的传承，在“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之后，还可以加上“人有记”。要“史志有名”，不能混淆，因为历史会因为朝代更替、战争、自然灾害等剧烈变动，发生难以想象的文脉殇断危险。名不正则言不顺，为了减少对后人的误导，应该接受华夏统绪中有明确体例的文明制度惯例。

第五，最后，我们要批驳“全世界都这样”写史的混乱局面，批判盲目学习西方对于历史的西夷之风，因为那样会让我们和其他民族、其他消失了的文明走上同样的路。

百年以后谁敢保证？我们中华文明之所以是世界礼仪之邦，在世界上八千多年来屹立不倒，是一个不间断传承的活文明，历经多少次劫难而不倒，就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传承，有历代先贤给我们血脉里种下的文脉的火种，这都是让我们今天的人们广泛受益的信仰、思想、历史、文化，我们有责任代代传承，传真传实，少走弯路。我们很幸运，有这些祖宗留下的宝贝，我们应该利用好，让我们今天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好，未来更美好。

老子说“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究竟史、志之名，进而弄清楚“国有史，方有志”对国家治理的统与分，对华夏文脉传承的真与信，对后世子孙的鉴与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国史方志应该在体例上给予明确规定，国家编史，地方续志，不容逾越。好在目前主体上基本是清楚的，但有走向混合的趋势，因此及时澄清其分别，以正视听，以利国人，以昭后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