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来疑古虚无化损害中华人文精神的事实与反思 ——兼论新时代人文学科的使命

1、疑古虚无化：疑古虚无化是指一百多年前，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为代表，对《史记》等中华典籍中有关“三皇五帝”记载的怀疑、否定和虚无化中华历史，进而对中华文字提出简化、拼音化改造的理论和行为。这些行为割断了与古人的文脉联系，严重损害了中华历史和人文精神的延续和传承。

2、中华人文精神：中华人文精神是指自华夏圣祖伏羲以来，中华典籍中记载、累积的历代古圣先贤不间断传承至今的中华民族独特的精、气、神，是以信仰、思想、历史、文化、术数、经济、法律等为体系的，全面体现中华民族敬天法祖信仰、道德思想、贞史观、文化观等共同价值观为核心的，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概括的，激励中华文明不断发展、传承不绝的根本力量，是人文学科存在的核心任务。

一百多年前，由于秦汉以来皇权专制制度与儒家文化的利益结盟，造成了中华人文精神的周期性起伏和总体性下落，到满清王朝晚期，中华文明陷入了历史上的至黯时刻。外有列强环伺，侵占国土，裂解文化，内有军阀混战，各立派系。在此背景下，一批有识之士开始了救亡图存的艰难探索，推动了新文化运动。随着同盟会、国民党、共产党等政治组织的成立和发展，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开始分道扬镳，创立或者加入到不同的组织派别中。中华民国成立，日本侵占东北，英印裂解西南，英俄图谋分裂西北、北边，国共围剿与反围剿如火如荼等等，接踵而至。

当此内忧外患之际，早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李大钊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而早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胡适转为疑古虚无化代表，与其学生顾颉刚、好友钱玄同等推行所谓的全盘西化主张，对中华文明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了系统化的破坏，从经书、历史、文字等方面进行了体系化的歪解、阉割，造成了中华文化的自戕。至今为止，这些破坏古史体系、毁文简字、西化为尊（来源于全盘西化主张）的行为没有被进行过彻底的批判与反思，还在影响着中国人文精神、礼义廉耻、社会风气、政府廉洁等。

一百多年来，对疑古虚无化的危害性，我们没有进行过彻底的反思。我们在革命时代乃至今天，从信仰、思想、主义、政体、正朔、礼仪、衣裳（文化的表皮）等等都是以西方为尊的。我们现在正朔奉的是基督历；西服是正装，西服最早就是海盗服，因为简便，但现在成为了我们的正装；见面握手礼；婚姻讲自由而不讲礼仪，不结婚就上床，婚礼一片惨白；生日吹灯拔蜡，礼仪伦常受西方的影响很大。受西方二元对立思想的影响，男女对立、父母子女对立、社会多元化利益群体，这些挑战着我们的人伦基础，这种情况严重我们却没有反思。我们既缺乏对信仰、思想的根本认知，又缺乏对文化的理解，缺乏对文化西化的警惕。如果不进行彻底地反思纠正，一代一代传下去，大家就都会习以为常，以为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再过几十年或者一两百年后会被后代嘲笑和辱骂的。

我们为什么要反思这个事情呢？因为文化和人文精神具有阴阳互根、互相影响的规律。人文精神是文化的主心骨，是文化在经过长期实践、经世之验后的根本总结，指导着文化的走向，但不易看见；而文化是礼仪伦常，仁爱慈惠，是短期的、易见的、易变的，容易受到流行、小世道影响的表象性存在，但是经过时间、代际的积累，又会影响到人文价值的判断和走向。

文化在一个社会中非常之重要，因为它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文化是礼义伦常，仁爱慈慧，现在我们完全西化了，丢了自己的，又没学到西方那些精华。这是非常混蛋的一个事情。西方社会因为没有历史，就像一个混（浑浊的）蛋，他们孵出来的是坏小鸡、坏小鸭，那些是西方的玩意儿，他们喜欢。我们有清晰的历史和完整的礼仪伦常，在这种混（浑浊的）蛋中孵不出好东西来，混蛋怎么能孵出来好的东西呢？混蛋就是内部崩塌了才变混的。唐朝开头是一个贞观文化，到李隆基以后变成了混蛋文化，给老子封皇帝、给孔子封公、供释迦牟尼骨，神仙等什么都想杂糅到一起，结果最后突然崩塌了。宋元时期也是如此，元朝如此强大，无论是武力还是版图，但文化不强，也是杂糅了全世界的各种文化，除了黄金家族保持了他们的贵族文化，底下那些治理层次都没有，所以突然就崩塌了。之后的中华民国也是一种混杂文化，这种混杂主要是西方的，蒋介石信基督，这种非常杂，从开头比较纯洁的革命，到军阀混战，到帝制复辟，然后一顿折腾。

实际上文化相互融合不了。没有信仰、思想主导下的文化只有强弱，没有融合。文化融合的过程就是降低或者放弃原有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你看美乌，泽连斯基没穿西服到白宫，就会被质问、批评，这是一件衣服的事情吗？西周时的中华女性生活如《诗经》所描绘的自信、生动，但朱熹之后开始缠小脚。满清进到中原“留头不留发”，这些文化现象最终转变为人文精神上的桎梏。实际我们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一百多年了，我们没有好好反思和清算一下西方带给我们的影响。我们心里要弄清楚这些，我们在肉体上没法清算，但是我们在精神上一定要清算，在文化上一定要清算，尤其是从正朔和历史上一定要清算，否则的话中国强大不起来。

疑古虚无化给我们带来的文明二元论，说我们中华是落后的，而西方是文明的。落后所以挨打，后来就变成挨打就是落后，坚船利炮就是先进，工业文明强，所以就可到别人家的田园里肆意妄为，因为没有看到西方强盗抢劫、掠夺的本性。他们本来是强盗，漂洋过海来抢劫我们，还说西方那边儿是金山，把我们很多人骗到旧金山去给他们修铁路，成了劳工，成了奴隶。在文艺上，这一百多年来，有很多文艺作品是跪洋派写的，跪洋派写的都是我们的每个乡村都特别落后，传教士来了后又发土豆，又给面粉的，修了教堂，给带来了文化，解放了女人。但是没有看到我们乡村的美丽、人文、烟火气。但实际上，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些明清的古镇，有些古镇的历史更久远，现在都是旅游打卡的名镇，很多乡村还有戏台（虽然多数被砸了）。他们是给我们带来了洋油、洋火、洋瓷碗、洋马灯、洋布、塑料等等，但我们的瓷器不好吗？看看现在世界知名的拍卖活动，最值钱的是什么？都是中国的东西。真是岂有此理！

在新时代的今天，新中国经历了经济上的落后与发展、失落与崛起，也得益于世界信息技术的发展，有能力看清楚这些文化主张的错误与危害，所以中央提出了“文化复兴”的号召。要想文化复兴，必须全面总结、彻底反思与清洗强加于中华文化上的污垢，打碎强加于中华人文精神上的枷锁，重建新时代中华人文精神的核心，就需要全面理清以华夏道统架构体系为核心的信仰、思想、历史、文化、数术科技、经世济民。以尚德圣道思想为引领，发展与建构中华文明的底层逻辑架构，从而推动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疑古虚无化主张对中华文明的古史进行所谓的“古史辨”，其本质是否定《史记》等典籍中有关中华历史的记载，以打破“三皇五帝体系”的历史传承为目标，按照西方确立的标准切割、阉割中华历史，进而全盘否定中华文化，“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了出去”。疑古虚无化的代表人物是胡适，主力是顾颉刚、钱玄同等。

胡适的主要错误在于否定三皇五帝历史传承，虚无化中华历史起源，他说“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见《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主张“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他说“东周以上没有一个字是真的”。“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

钱玄同的主要错误是支持胡适、顾颉刚的主张，推动并拟定简化字表。民国二十年（西历1931年），他出任国音字母讲习所所长。民国二十三年（西历1934年），他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并自己起草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2300多字。民国二十四年（西历1935年），公布了其中的324个字，这是历史上由官方公布的第一批简化汉字。此外，钱玄同还倡导使用新式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年法、汉字横行书写、主张汉字拉丁字母化等。

钱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说：“我从前以为，尧、舜二人一定是‘无是公’、‘乌有先生’。尧，高也；舜，借为俊，大也，‘尧’、‘舜’的意义，就和‘圣人’、‘贤人’、‘英雄’、‘豪杰’一样，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称而已。中国的历史应该从禹说起，各教都有‘洪水’的传说，想来是实有其事的，大概洪水以前便全无历史可稽了。尧、舜这两个人，是周人想象洪水以前的情形而造出来的，大约起初是民间的传说，后来那班学者便利用这两个假人来‘托古改制’。这类把戏，其实早被韩非戳破了，只因秦、汉以后的学者太无见识，糊里糊涂地相信这是真人真史……才把它弄明白了。”云云。钱玄同还不错，虽然他正犯了自以为是、糊里糊涂的错误，但还主张中国的历史应该从大禹说起。

顾颉刚的主要错误是否定中华三皇五帝古史体系，说大禹是一条虫，主张中华历史应该从《诗经》开始讲，并以所谓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理论扬名。但据考证，“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借鉴了英国史学家康诺普·瑟尔沃尔的“层累造成的古史观”学说，其表述：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勘探古史时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在《诗经》方面，他们的主调是否认《诗经》即圣贤的“遗教”之说，认为它不过是民歌而已。有意贬低了《诗经》的价值，把其中具有信仰、思想等与人文精神塑造的有关内容刻意淡化，比如将《雅》《颂》打入冷宫，至今未能得到纠正，所以大家很难受到真正的圣贤教化。

针对《易经》，西历1931年，顾氏将1926年12月至1929年12月间有关易学讨论的16篇文章，与有关《诗经》的讨论文章合编为《古史辨》第三册出版。顾氏在该书“自序”中指出，这些文章的编纂，目的是要“打破汉人（指汉代经学家——引者）的经说”，“破坏其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而建设其卜筮的地位”。总之一句话，就是“从圣道王功的空气中夺出真正的古籍”。 

顾颉刚作为从民俗学、文学故事、神话故事转向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他在《古史辨》第一册中写了一篇长达六万字的《自序》，强调他倡导、组织古史辨运动的心路历程。这一点鲁迅看得很清楚，鲁迅曾说“其实，他（指顾颉刚）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成没有。”

但是，如果要追究最早否定三皇五帝的人，则非秦朝丞相李斯莫属，据载，基督纪元前221年,在议定嬴政“皇帝”称号的时候,廷尉李斯奏曰:“陛下平定天下……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古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且李斯建议“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这一段文可见，李斯不但是毁三皇五帝书之首恶，还是“以吏为师”的官僚主义鼻祖，开创了士人与皇权专制相辅相成，利益同盟，强化周期率且每况愈下，把帝国看成粮仓，而甘做粮仓里的老鼠的专制腐败制度本色。

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肆意切割中华古史，破坏中华历史传承，对中华文化和人文精神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胡适等疑古虚无化中华历史的初衷，在胡适的《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中有较为清晰的表述，那就是“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为了全盘西化，为了给西方主子递投名状，胡适不惜提出“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方法论，这和蒋介石当时对待共产党员的态度似乎一脉相承，“宁可妄杀，不可错过”。但胡适可能没有看到这种否定三皇五帝的做法其实是否定了中华古史的起源，是文化上的“刨祖坟”。

根据华夏道统架构体系的史观，三皇指的是圣皇伏羲氏、神皇女娲氏、人皇神农氏。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其他各种说法。

我们也要承认，由于中华历史太长，中间又经历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历代战乱、灾害、占领、人为阉割等等变故，说法众多，有些细节难以确证也在所难免，但对于能说清楚的，则不能做无证据的否定。这是看待华夏道统架构体系的基本态度，尤其是涉及到中华古史部分，这是基本原则。

根据华夏道统架构体系，中华历史的起源应从华夏圣祖伏羲女娲讲起，时间起源于8142年之前。在距今8142年之前，华胥氏在雷泽受孕，在龙山（今陇山）诞下了伏羲女娲。今天的天水秦安有伏羲庙、女娲洞（以前是女娲祠的一部分）。这些说法根据《圣太一天历》有准确的纪年，可以说得较为清楚。随着历史的演进，伏羲之后有大召、羲召、召典，召典生了两个儿子，这就是大儿子黄地（以姬水成）和小儿子神农（以姜水成）。在这个源流过程中，伏羲作为三皇之首，华夏圣祖，是清晰的，这些记载说明伏羲是中华圣祖。而疑古虚无化三皇，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伏羲的存在，也就否定了华夏的源头，把本来清晰的中华历史源头活水给搅浑了，让中华的历史源流不清了，这是混蛋做法。

再说司马迁记的五帝之首轩辕黄帝。轩辕黄帝是姬氏，按照华夏道统传承，轩辕黄帝距首世黄地已有百世之久，也就是从召典诞大儿子黄地（大地的地）百世之后，按照《圣太一天历》记载，轩辕黄帝是在天历3420年一合炎赤，登台祀天后改称轩辕黄帝的，在此之前，轩辕黄帝叫黄天鼋（据《姬氏祖传世系纪年》“子黄天鼋”）。可见轩辕黄帝的人物来源是十分清楚的，轩辕黄帝一合炎赤，统一华邦，问道广成子，捐天下，置百官，设左右大监，帅云师，监于天下。颁布《黄帝历》，到今天我们还在用，如何能说他不存在？怎么能睁眼说瞎话，以“打破三皇五帝体系”而沾沾自喜呢？

需要说明一下，根据华夏道统传承，在轩辕黄帝创立黄朝之前，黄地的传承已达百世之久，在轩辕黄帝一合炎赤，祀天告祖之前，以子黄天鼋自称。在轩辕黄帝之前，历代祀上上天的黄地一脉，各以其名自谓，如“子召典”、“子黄地姬咸””“、“子黄大隗”、“子黄夏（da）极”、“子黄大鸿、“子黄天鼋”等可见，是轩辕黄帝一合炎赤后，改“子黄天鼋”为“子黄帝天鼋”，始现“黄帝”称谓的。

疑古虚无化在当时的背景下，进一步打击了中华文明的信心，从后来的演化看，又进一步掏空了中华历史传承的可靠性。当然，根据清代学者龚自珍的说法“欲要亡其国，必先亡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否定历史，就是挖了炎黄子孙的祖坟，从人的起源上断了我们的根。疑古虚无化的第一个危害就在于此。

他创立了八卦神易，打开了我们认识宇宙的眼界，确立了中华文明信仰和精神世界的格局；鼎定婚姻制度，又从人文伦理上确立了华夏的伦常基础，这都是中华文明的根本制度规则，是华夏先祖为后代树立的文明高度，这是今天也难以达到且要孜孜以求的境界。

根据文献，伏羲氏作为“王天下”的第一个“人王”，还留下了《天皇伏羲氏连山易爻卦大象》《天皇伏羲氏皇策辞》等一系列目前可见的最早的卦象、河图、皇策等涉及到自然万象、认知、政治等原则的人文知识。这些原则至今仍有启迪心智，开启德慧的作用。

当然，三皇的神皇女娲、人皇神农，也各有贡献，比如女娲补天历，神农尝百草等，总体上说，否定华夏三皇五帝历史传承，就是在挖断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这是中华文明生死存亡的大事。

中华文明是早熟高维的智慧文明，这是说自伏羲女娲开始，中华文明确立的宇宙观、敬天法祖信仰、神道思想等在后期衍生出道德文明、礼仪之邦的中华形象。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八千多年来得以不间断传承，毫无疑问是得益于中华先祖创立的这些德慧思想，而这些德慧思想反映了中华文明的精神世界有着无与伦比的圣贤之光。

我们知道，中华文化的核心是道文化，在伏羲时代，对道的原型就建立了认识，伏羲画卦就是记载道的演变，道的原型就是太极，是对天文“三垣”之一紫微垣认识的映射。在轩辕黄帝时代，他三次问道广成子，请教从修身到治理天下的“至道”，为中华文明的政治、人文、数术等确立了原则。到道宗文王，他把自伏羲以来的神道思想降维为道德思想，经过二十三世聃公家族结合世代天子治理天下和人文修养的经世之验，写成《姬氏道德经》，使得中华文明道德思想大成。

在老子确立的道德思想体系中，道、德、仁、义、礼作为一个体系，构成了人文精神的几个面相。这是集合了圣皇伏羲、神皇女娲、人皇神农、圣宗轩辕、文王姬昌、圣公姬旦等道、德、礼思想的大成之作。就老子而言，他对道、德、仁、义、礼又提出了鲜明的论断，认为道、德才是根本。可以说，至此中华文明的人文标准是清晰的，那就是道、德。

到今天为止，全世界哲学家都认为老子确立的道是人类不可逾越的顶峰，中华是礼仪之邦，这些荣耀都承启自三皇五帝的创造，而胡适之流疑古虚无化中华历史，否定三皇五帝传承体系，就是在抹黑和遮蔽中华人文精神之圣光。

以胡适的“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为标志，全盘西化的结果就是疑古虚无化中华历史、文化、思想、信仰等人文精神的基础，哪怕这些基础之上曾经建立过无比辉煌的中华文明，他们也可以视而不见。

全盘的西化抛弃了中华文明几千年累计的天文、人文、数术、礼仪伦常等文明成果，使得有些特定环境下的迷雾错觉反而成为掩盖真实价值，行“买椟还珠”之愚的理由。比如就科技而言，近代的叙事范式就是西方就代表着先进，这种现象的确存在，表面上看，清朝败于日本就是败在海战上，英法就是靠着船坚炮利炸开了中华大门，是技术先进引起了结果，这些毋庸讳言。但就其本质而言，西方近代的武器、电子计算机等理论起源究竟是不是来自于东方的文献积累？这个方向需要科技工作者进行慎重论证，还原真相。

再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关于电子计算机的基础，有一系列证据表明，这是西方在研究《易经》基础上的创新。西方确实有创新，我们要承认。但我们还要看到胡适之流有计划的把《易经》降格为算卦之术的危害。虽然有文字依据的是西方在清朝得到《周易经》，这主要是清朝统治的政治理念造成的。但有没有可能更早？这个不好说。还比如西方在十八世纪，尚要传教士寻找中华关于造字、制革的技术，可见一斑。还比如《红楼梦》里出现了宝玉掏怀表的情节，但这比所谓拿破仑的时代要早上百年等等，今天中国的很多有心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详细追踪下去，一定会有更多的发现。

最近发现，武汉大学某张教授发表的文章说杜甫是基督徒，白居易是基督徒等等骇人听闻的所谓成果，并抛出新两个“凡是”：凡人在世的地方都有基督，凡是人民的作家都具备基督精神；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说颛顼是一头猪，“和他的父亲韩流一样长着猪模样”等等，这是不是“全盘西化观”结出的恶果？中华愈演愈烈的抛弃礼仪伦常，强调所谓的自由，学西方的多性别，个人至上的社会乱象，诸如此类是不是全盘西化的结果，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简体字的推广，表面看是为了文化的普及，但实际是为了迎合西方，向西方字母化靠近。简体字的推广，让读书人读不懂古圣先贤给我们留下的经典，破坏了文化传承。同时造就了一批把认字当成职业，谋取学位、官位的重术而轻文，重考据而轻传承的客观错误。

推广简体字，没有仔细究竟字意的演变，导致很多字丢失了，比如龘，这在古雍州乃至中华广大范围内对父亲的称呼，就弄丢了，很多人可能祖祖辈辈这样叫自己的父亲，但不会写，不知道字咋写，哪怕是很多教授。大清的《康熙字典》录其字而不著其意，或者不完整标注其意，都造成了中华文字的失落。包括大家熟知的所谓“亲不见”、“爱无心”、“产不生”、“厂空空”、“面无麦”等等，这都说明了简体字在人民群众心里的批判。

简体字在阅读中华经典中造成的缺陷就更多了，比如疑古虚无化的《诗经》，很多字就很难理解了，比如荡荡，在什么时候读dang，在什么情况下读Shang，文献也没有记载，老师也不懂，时间一长，自然就没人懂了。所以顾颉刚所谓“层累的”不但有“构造”，更有“丢掉”，没有什么新奇。

大家对简化字的认识可能有些不同，有些人认为简化字推动了文化的普及，提高了识字率，这些可能是对的，但是占在文化传承的角度，识字率高并不一定代表着有文化，尤其是在华夏道统看来，文化是礼仪伦常、仁爱慈惠的表现，现在我们在这些方面做得怎么样？师生关系、家庭关系、亲子关系、社会关系怎么样？大家在网上一看就知道，很多震碎三观的事情很常见。但是很多人，哪怕是教授、院士，对中华优秀文化的无知并没有和识字率同步起来，反倒是丢弃了很多经典中美好的原意，这是简化字最大的危害，让很多读书人失去了和古圣先贤对话的机会。

鉴出疑古虚无化宣称的“破坏伏羲神农的圣经地位而建设其卜筮的地位”的错误，尽管从语法上就可以看出胡适之流的浅薄。伏羲神农圣经不圣经不知道，伏羲是创立了八卦神易的，而神农炎帝的主要功绩在于“尝百草”，创立中华医药体系和农业种植。虽然伏羲创立了八卦神易，但并没有留下确切的“圣经”，而是由后人不断传承完善而在周文王时留下了《周易经》，从孔子时代至今，一直叫《易经》而没有叫圣经，而神农则给我们留下了《神农本草经》。

伏羲的成就在《黄帝内经》、《尚书》中有所体现，是中华圣祖。而《易经》也不全是卜筮的内容，历史上西方人就从《易经》中认识到了“二进制”的规律，从而发明了电子计算机，这在莱布尼茨与在华传教士的书信中有确切记载。根据华夏道统传承，《易经》除了卜筮之外，还包含着信仰、思想、历史、文化、术数等各种高维文明的秘密，里面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而且目前所见也并不完整，缺了至关重要的一些信息，包括开头和时间等。

《易经》被疑古虚无化有计划地降维为卜筮之书，是对中华文明的破坏。今天我们必须还原伏羲作为中华圣祖的地位，还原其中华历史起点的地位。伏羲还是中华神道思想的肇启者，八卦的来源就是道，太极是八卦的原型，道是太极的原型，银河系是道的显现。伏羲是中华圣道思想文化的起源。

上面说了，疑古虚无化囫囵地把伏羲神农混为一谈，本身就说明他们对中华文明的认知是不够的。神农炎帝是伏羲肇启中华一千年之后的伟大人物，首代黄帝尊称其神农炎帝（最早也是地）。神农炎地和第一代黄地同是伏羲之后代召典的儿子，黄帝是老大，炎帝是老二。但是第二代炎帝和二代黄帝不合，因为二代黄帝姬孽趾德行不好，所以二代炎帝大出崤山，开启了中华历史上第一次分裂的格局。但我们通常说神农炎帝说的是第一代炎帝，他发明了中草药，在为华发兴旺，健康发展方面居功至伟，当时的哥哥首世黄帝也非常赞赏，给他谥号神农炎帝。神农炎帝被称为神皇。但在华夏道统架构体系中，神农炎帝被称为人皇，因为中间有个女娲是神皇。

神农炎帝在中华典籍体系中，有一个《三坟》的系列，神农炎帝留下了被称为《气坟》的系列，中间有《人皇神农氏归藏易爻卦大象》、《传》、《人皇神农氏政典》的内容，也称神农炎帝为人皇。

疑古虚无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彻底地融入世界而否定中华历史传承，这就是胡适所说的“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所以当他在北大给学生上课时，讲历史从《诗经》讲起，说“三皇五帝的体系是破了”，言语中间颇为得意。但是胡适、顾颉刚等对中华历史采取“截屏”的手法，既不实事求是，又缺少学术的严肃性，为了迎合西方的先进性，不惜“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

从其学术实践看，他们确实实践了自己的错误理念，对中华历史的脉络进行了阉割，扭曲了中华历史破碎的骨骼，破坏了其完整性。

如其所言，刻意歪曲《易经》的内涵，把《易经》肢解为卜筮之书，而从“圣经”的地位中抽离出来，这说明他们明知《易经》不止是“卜筮”地位，而有意歪曲为“卜筮”一途，对中华经典的解读太过随意。这要是普通学者也就罢了，但胡适是担任过北大校长的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对他的随意之举，我们决不可听之任之。

汉字是历史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也是当今世界上延续仍为全球华人广泛使用的文字。远在商朝之前，它就已经是相当发达的文字体系了，此前还有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华文字历经陶文、早期刻画符文（号）、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等阶段，经历了漫长的实践和总结。

根据华夏道统的传承，周朝的文字已经完全成熟，而且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吸取了自伏羲以来的中华文字发展的优点，形成了体系化的文字体系，既表意，又表象，还有意连字，声闻字，让文章和语言生动、活泼、丰富。

简化字最大的问题在于今人没有办法读懂古文经典，很难与祖宗对话，继承其高维智慧。简化字割断了中华文脉传承的纽带，这是最可惜的。其次是让文字失去了美感和内涵丰富的深刻表达，使得一切都流于肤浅和表面化。当务之急是要选取一些重要的古汉字进行补课，不能让子孙后代失去和古人对话的能力，更不能割断中华文脉传承的纽带，毁掉中华文脉传承的桥梁。

结合考古发现、古史传承、民间风俗等，共同构建出最接近历史真实的中华历史结构体系，还原中华文化传绪，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明复兴建立可靠抓手。对于疑古虚无化的错误历史观点，我们要结合考古发现，古史传承和民间风俗，结合《史记》《逸周书》《左传》等历史文献进行互参互补，完善其中的缺失，尽力还原中华历史全貌。我们还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当下就是历史，致力于为中华文明留下真实的历史，而不能“任人打扮”。将历史随意打扮，那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而不是所谓“善于处理”的高明。

建立以中华为主体的叙事、思考、方法，正确吸取历史教训，宣讲历史功绩，从中抽离概括出有利于中华文明长生久事之生存发展的核心价值，并践行不辍。

疑古虚无化的根本问题在于“全盘西华”倾向，在于以西方为尊，对科学做了片面的认知。无数的历史和事实证明，西方在科技、经济方面的成就并不代表其人文的先进，恰恰可能只是时代阶段性的产物，也与同时期其他统治群体的不当政策选择有关。

今天我们既要对西方的工科祛魅，更要对西方的人文祛魅。如果说他们在科技上、经济上领先过的话，但西方的人文从来没有领先过，从来不是人类人文的发展方向。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华在人文、医药领域有远超于西方的理论、方法和手段；中华在天文历法上的成就更远超西方；中华的人文关怀，给世界带来的尚德圣道思想，西方更是摸不到边。当然，他们可能也不屑于此。真正能给世界带来和平、善意、和合大同的一定是中华文明。

众所周知，西方的历史，是在约瑟夫·斯卡利杰编年史的基础上进行重塑的。约瑟夫·斯卡利杰（西历1540-1609），法国神职学者，他在西历1583年出版的《时间校正篇》中创造了一系列古典概念，才有了今天欧洲人熟知“古代编年”，堪称一次“学术革命”：它不仅首次把“古希腊-古罗马”有序化、合理化，还将当时被欧洲所忽略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波斯、腓尼基和犹太人”等的历史，都纳入他所设计的“圣经框架的普世历史系统”之中。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神职学者马克·帕蒂森（西历1813-1884）曾说：作为“编年史之父”或“科学编年史之父”斯卡利杰，把一系列随意猜测（神话传奇、虚构故事）变为了“固定规律的理性程序”，这就诞生了西方的历史学和“普世历史编年”。

这套编年体系的编写，主要是为欧洲大航海时代（又称地理大发现，15世纪-17世纪）服务的，欧洲急速抬头的殖民主义急需一套理论为其殖民利益服务，因此西方学者们在斯卡利杰的学术基础上，开始虚构完善东方历史（古埃及-两河-波斯与印度史），取名为欧洲的“东方主义”。

中国“古史辨学派”，借鉴了英国史学家康诺普·瑟尔沃尔的“层累造成的古史观”学说，简直是20世纪初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提出的“尧舜禹抹杀论”的翻版。其表述：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勘探古史时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西方的神话故事起源于希腊。古希腊神话涵盖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这些传说意在解释世界的本源和讲述众神的生活、冒险以及对当时的生物的看法。这些神话开始于口耳相传，今日所知的古希腊神话或传说大多来源于古希腊文学。已知的最早的古希腊文学作品有荷马的叙事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着重描写了和特洛伊战争相关的重大事件。基本上和荷马是同时期的赫西俄德，他的两部诗歌《神谱》和《工作与时日》包含了当时的学者对世界起源、神权统治和人类时代的延续以及人类疾苦和祭祀活动的起源的看法和认识。

在古希腊神话中，诗人赫西俄德（Hesiod，约公元前8世纪－7世纪）的《神谱》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赫西俄德认为，宇宙最初的形态是混沌(Chaos)。

混沌生了大地女神盖亚（Gaia），之后出现的是在大地底层的地狱深渊神塔耳塔洛斯 (Tartarus) 、黑暗神厄瑞玻斯 （Erebus）及在地面出生的夜神尼克斯 (Nyx )，还有爱神厄洛斯（Eros ）。

按照赫西俄德的《神谱》，大地之神盖亚产生了山神（Mountains），还生出了海神蓬托斯（Pontus ）以及天神乌拉诺斯（Uranus ）。盖亚还与塔耳塔洛斯结合生下了众魔之父堤丰（Typhon）。 而黑暗神厄瑞玻斯和他的妹妹夜神倪克斯结合生下了太空神埃忒耳（Aether）和白昼神赫莫拉（Hemera ）。而夜神倪克斯还有很多其他的子女。

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347年）也列了神谱。柏拉图认为最初天神乌拉诺斯（Uranus）和大地女神该亚（Raia）结合生出了海神欧申纳斯（Oceanus）和海洋女神泰西丝（Tethys），而海神欧申纳斯和海洋女神泰西丝结合生出了天神克洛诺斯（Cronus）、泰坦女神瑞亚（Rhea）和海神福耳库斯（Phorcus）等子女，而天神克洛诺斯和泰坦女神瑞亚结合生出了天神宙斯（Zeus）和神后赫拉（Hera）等新一代奥林波斯神祗。

奥林匹斯奥林波斯神族，是希腊神话和希腊罗马宗教中最重要的神，他们住在神圣的奥林匹斯山上。在宙斯率领下战胜了提坦，取得所有宇宙世界的统治权。奥林匹斯十二神是奥林匹斯神族中最伟大的十二位神，也就是所谓的“Dodekatheon”，虽然约定为十二位神，但名单存在较大差异。宙斯（Zeus）：众神之王，奥林匹斯的主宰，天空、天气、雷电、法律、秩序和命运之神。他是克洛诺斯和瑞亚的幼子，赫拉的丈夫。象征物是雄鹰、橡树、节棍、王座和山峰；他最爱的祭品是母山羊和把牛角涂成金色的白色公牛。

古希腊神话中有很多概念神和法则神，他们生来就掌控概念和法则，代表天地中蕴含的法则和概念。艾柯吕斯(Achlys)：雾之女神，特别指代死亡之雾。阿得法癸亚(Adephagia)：暴食女神。阿狄琪亚(Adikia)：不义女神。埃吉娅(Aergia)：懒惰女神。阿贡(Agon)：竞赛之神，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古希腊时代）时会作为裁判。爱多士(Aidos)：代表谦虚，敬畏和尊重女神。艾拉菈(Alala)：呐喊女神。阿拉斯托耳(Alastor)：血仇和报复之神。阿勒忒娅(Aletheia)：真诚女神。阿勒贡斯(Algos)：代表疼痛和痛苦的女神。由三个女神组成：阿科斯（ἄχος，“苦恼，哀情”）、阿尼娅、路姵。阿美卡尼娅(Amekhania)：无奈女神。安菲洛格亚(Amphilogiai)：争吵女神。阿奈得亚(Anaideia)：冷酷女神。等等眼花缭乱，不一而足。

西方的神话和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是两个系统。我们的神是天，是昊天上帝、玄天上帝、皇天上帝。我们有着严格的认识，即神和灵是分开的，分别用魂和魄表示；天上和地上是分开的，当然是用天和地表示；我们对天地万物的生、长、成、覆有清晰的认识，比如《太一阴阳风水经》说“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降为地，中和之气复返，山川草木势成，此玄机之能成”。

站在我们的视角，这个世界的现实清晰可见，其源流也是清晰的，世界的起源也是清晰的，没有西方那么多神相交的混乱。比如按照上述引用的柏拉图的观点，他说“天神乌拉诺斯（Uranus）和大地女神该亚（Raia）结合生出了海神欧申纳斯（Oceanus）和海洋女神泰西丝（Tethys），而海神欧申纳斯和海洋女神泰西丝结合生出了天神克洛诺斯（Cronus）、泰坦女神瑞亚（Rhea）和海神福耳库斯（Phorcs）等子女，而天神克洛诺斯和泰坦女神瑞亚结合生出了天神宙斯（Zeus）和神后赫拉（Hera）等新一代奥林波斯神祗”。显然，他认为天神乌拉诺斯、地神该亚生了海神欧申纳斯和海女神泰西丝，海神欧申纳斯和海女神泰西丝又生了天神克洛诺斯和泰坦女神瑞亚，而天神克洛诺斯和泰坦女神瑞亚又生了天神宙斯和神后，于是产生了新一代奥林波斯神祗。就这一段来看，天神就有乌拉诺斯、克洛诺斯、宙斯等，而克洛诺斯是海洋神产的，是乌拉诺斯的孙子辈，海洋神是天地神的子女。而宙斯是天神克洛诺斯和泰坦女神瑞亚所生，那么这些天神是什么关系？很混乱，没有生成的规律。海洋是独立于地神的吗？那天、地生海洋，海洋又生天、泰坦（第四神）等等，就宇宙而言，天、地、海洋、第四神，天神和第四神又生了天神宙斯，如此如此，而生了无数的神，包括后来的希腊神话中有很多概念神和法则神。

中华文明以前是个天下文明观，从伏羲之“王天下”到轩辕黄帝“捐天下”到周文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都是我的，天下人都是我的臣民，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爱他们，照顾他们呢?

从伏羲的天下，到轩辕黄帝的“一合炎赤”，到大禹王的九州，从禹贡到文王，都是这种德和天下的文化。德和天下，礼乐天下，这种文明程度是世界其他地方都不曾有过的，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是人类最珍贵的珍宝。周朝是以德治国，而且是宗法制、礼约制、封建制的三位一体。从世界范围看，最多距今一千六七百年前，西欧才逐渐出现封建制，或者说是距今一千多年前，欧洲才进入封建制，以前都是奴隶制，是绝对的奴隶制。所以即便封建制受到疑古虚无化的批判，但比西方的奴隶制要好得多吧！？

在人文这一块儿，我们中国人讲的是温良恭俭让，这是人文关怀，是把每个人都当成人！包括周朝时的“礼”，周朝的“礼”相当于后世的“法”。周礼虽然被老子批评说“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但不能否认“礼”是把人当人的，这和“法”有显著的不同，“法”不把人当人，而是当“罪犯”。中华在人文领域有非常深的人文教化，礼仪约束，而不是强盗，而不是掠夺，而不是屠杀。

西方在人文精神这一块儿，是没有这种往上的、往形而上、往升华的贡献的，而是黑暗的。他们自己都称自己有一个黑暗的中世纪。黑暗的中世纪之后，西方不管是自己灵机一动，还是确实智力大爆发，还是从大明朝、大清朝那儿偷来很多人文科技文献之后消化升级的，总之从那以后，他们在工业时代是进步的，他们的技术大进步，在技术上的确是升华了。

但他们升级的是技术、技能这一块儿，主要是杀人武器。并没有升华人文，所以说后来他们给世界造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等等，他们在全世界侵略。到现在为止，他们给世界带来的也是这种伤害和屠杀，他们没有这种用文化改变世界，没有像中国这种以文化蛮的传统。他们奉行的是实力决定论，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所奉行的政策一样。

中华从伏羲开始，就是这种用文化、文明之光来照亮人类、提升人，以文化蛮的，而西方到今天给人类带来的都是堕落。到现在为止，他们嘴上说倡导自由，实际上是堕落，是非常严重的堕落。但是我们从圣祖伏羲开始就是以文化、文明来照亮人类。我们在人文这一块儿到了轩辕黄帝时期的协和万邦，到了大禹王时期的亲力亲为、摩顶接踵的王化为民，到了周文王时期，更是确定了很多让人升华的文化上的引导规则。比如“德”的定义：诚容善仁和行，还有天子六德，还有师德、将德等等，这些让人人都有一种德性的生发和倡导。

中华的这种德光不仅照亮了中华大地，还为人类文明开启了人文关怀的观照。中华文明在这方面是走在世界最前面的。今天西方以欧美的新教为代表的这些基督教，其实是降维了的亚种文化，他们在人文上所主张的爱，实际上是对自己内部的爱，他们对外人是非常狠的，对毛里求斯人，对新西兰的土著，对澳大利亚的土著，对北美南美洲当地的原始居民，印第安人，都进行过大型的屠杀，他们一点儿仁爱都没有。这是他们人文上最糟糕的。

西方从来没有天下意识，他们有的只是战领、掠夺和殖民。西方从十八世纪崛起以来，殖民全世界。从英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到美国，殖民亚洲、南亚、非洲、拉美，掠夺财富、人口、奴隶，而中华历史上除了商朝比较残暴以外，其他的时期都是升华的。周朝时奉行的是“兴灭继绝”，“授民授疆土”，“授民亿疆”，奉行的是礼乐天下。

中华文化从来不是这种侵略文化，强占文化，更不是霸道文化，我们是圣道文化。实际上，我们这个文化真的是圣道，我们是尚德圣道，是这么一个方向。我们是要人类集体升华的。我们中华文化才是人类未来真正的光明，是人类的未来之光。像他们那种虚伪的、屠杀的、非黑即白的对立、你死我活的战争与掠夺，那都是人类的灾难。

如何看待中华文明这种圣道文化的成就？我们以今天的越南为例来说一说。越南最早纳入中华版图是在颛顼帝时期，颛顼帝南到交趾，北到北海（今天的贝加尔湖），东到东海，西到流沙（昆仑以西，可能是两河流域）。周朝时的交趾，到秦朝时设象郡治理。到了汉朝，设“交趾郡”管辖，设立了官学，教授《诗经》《尚书》等经典。

10世纪后，越南建立了自主的封建王朝，从丁朝、前黎朝到李朝、陈朝，历代帝王都将汉字视为“文明的象征”，不仅朝廷的典章制度、法律条文全部用汉字制定，连皇室的年号、谥号也沿用中原传统。比如李朝开国君主李公蕴颁布的《迁都诏》，开篇便是“昔商家至盘庚五迁，周室迨成王三徙”，用词典故皆源自汉文典籍，足见汉字在官方语境中的根深蒂固。

家谱的编写是汉语在家族中最直接的体现。虽然在大陆很多人都不知家谱为何物了，但越南的家谱大多用毛笔抄写在宣纸或丝绸上，从第一代祖先的姓名、官职，到后代的婚嫁、生育，事无巨细均用汉字记录。在河内附近的一个古村落里，保存着一本清代的《阮氏家谱》，首页写着“木有本，水有源，人不忘其祖，犹木之不忘其本也”，字里行间满是对家族传承的重视。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是中华文明天下观的建设性影响。

近代以来，人们对西方的所谓契约精神赞赏有加。有的认为契约精神是现代文明的基石，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契约精神是欧洲文化的重要特性之一，它对欧洲中世纪的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对现代全球文化也影响深远。

西方的契约精神被认为是起源于古代希腊，来自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交换正义”概念。“交换正义”是人们进行交易的行为准则，不得损人利己是交换正义的基本原则。阿奎那不仅试图说明信守允诺是一种德性，而且还说明何时应该恪守承诺。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晚期的经院学者，运用亚里士多德与阿奎那的契约思想阐述罗马法制度，形成了完整的契约理论。启蒙思想家卢梭所著的《社会契约论》被认为是契约精神不仅适用于商业交易，还广泛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

中国的契约精神来源于自然的“天道”，用“天道”来管理社会中的“人道”，这是中国社会最早的契约精神。不比西方高吗？我们不但有约，还有信。我们的信不是建立在强盗契约上的，中国人真正的信用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西方的契约跟中国人的这种信根本没法儿比。信是什么呢？信就是社会的信用层面。整个社会信用层面是特别重要的。

西方是强盗逻辑，没有信。今天看看特朗普的关税战就知道，那就是强盗的本质。即便以所谓的亚氏“交换正义”来看，这与中华自古对“义”的认识低了好几层，首先中华《易经》讲“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行为方面强调“义以方外”，是说行为要遵守道义原则。在中国人的认识里， “正义”是不可以交换的，“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是最贴切的表达。早在《天皇伏羲氏皇策辞》中，伏羲氏都讲了“子惟扶我正道”。正义的概念是中华人文精神的主线，因此代代都有为正义献身的英雄人物，稍微了解点历史的人应该都不陌生。即便我们不批亚氏所谓“交换正义”的浅薄，仅以“在交易中要遵守正义”来解释，这样的见识能成为一种哲学理论的基础，在我们看来也是粗浅的。

我们有契约，大家都见过房契、地契，清朝也有，民国也有，不止是现在，早的可能清朝以前就有。有契约并不见得就先进，就更加可信，因为我们的圣贤老子说了“有德司契，无德司彻”，有契约而不以契约要求无力履约者，才算得上是有德的。

进入新时代我们看得更清楚了，从特朗普开始，一系列退群，退出已经签订的国际公约、双边条约等等。尤其是特朗普二次当选以后，发动关税战，搞讹诈，用出尔反尔来形容并不过分，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清其所谓契约的实质。

我们读过《守财奴》，葛朗台为了在妻子死后占有女儿应分的财产，还叫来公证人签一份约。巴尔扎克深刻地写到“更可怕、更耐人寻味的是，像这样一个阴险毒辣而又毫无廉耻之心的人，当地的老百姓却没有人怨恨他，尽管几乎人人都受到过他那钢牙利爪的伤害，然而受害者却无一例外地对他表示敬服，异口同声地称赞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能干的人，甚至把他看成是当地的荣耀。这是因为在大家的心目中，老葛朗台是一个成功者，而成功的标志就是他比别人更有钱，比别人更有办法弄到更多的钱”。直到十九世纪，西方还有契约华工、白人契约工，尤其是黑人奴隶，殖民者通过“捕猎队”亲自掠奴，偷袭黑人村庄，烧毁房屋，劫为奴隶。所以，他们所谓的契约，不过是掠夺的工具。

他们鼓吹说西方有什么契约精神，这些都是强盗，哪来的契约精神啊！他们的契约是什么，我们中国人一点都不陌生，只要回顾一下晚清以来各种不平等条约就知道了，割地赔款，他们的契约是强盗分赃的协议，是用于分割利益的，那就是他们所谓契约的实质。

据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12清朝灭亡的72年间，清朝政府同外国政府或外商、国际组织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契约、协约和合约共1175件。这些约章包括同俄国、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丹麦等西方列强和其它国家、国际组织签订的。（下表仅列举部分）

这只是列了和我们有关的一部分，帝国列强在世界上与其他弱国有没有签订相关协议，签订了多少相关协议，真没法统计。

真要剖析起来，这些口号只是西方向世界洗脑的措辞。先不说平等，民主、自由这些概念是谁提出来的，不管是谁提出来的，我们要从根本上说说这些概念有哪些问题。

先说平等，平等存不存在？这个答案确实很难给。简单一点，我们环顾一下周围，平等存在吗？平等很难。山有高而不能容，水有容而不能高。天能覆而不能载，地能载而不能覆。万物有不齐，故而满园争芳。“世界上没有同一片树叶”，“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所以，平等存在吗？在自然界的表观上看是不存在的。

那么从人文世界的秩序来看，平等存在吗？百业千技，各行各业。人王百姓，层级分明。同一栋大楼，同一个级别，但又有职责、事务范围的不同等等，所以很难说是平等的。那么在我们的认知中，由于食物链的存在，平等也难以理解。

我们曾经接触过一个概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从现实世界来看，这种平等是不存在。这让我们很疑惑。根据中华道统传承，《仁经》讲“人分十层，上六下三一俗也”，由此豁然开朗，在中华古圣先贤的认识中，早就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并给出了清晰的分类。那么，平等这个概念，在自然界、在人文界、在政权体系中、在人的认知上，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

但要不要这么悲观？我们发现，如果要说有一种平等，那就是人在追求信仰的面前是平等的。不管是风云人物，还是贩夫走卒。不管是象牙塔尖，还是田野湖海，都有追求敬天法祖信仰的平等，都有追求精神上的至高向往。不能因为你是正国级，我是平头百姓，你就能敬天法祖，我就不能？所以，如果人有一种平等，应该是人在精神向往上的平等权力，一旦落入任何一种物的现象上，都不可能存在平等的概念。

民主是西方的一副招牌，在威权世界就不说了，在西方所谓的自由世界，民主也是一种规则下的机制说辞。你看漂亮国的代表，政治是世家，政权是轮庄，财阀是继承，选票规则也随机而变。所以民主也是一个伪词。

自由是西方世界的基础。的确，西方的自由比我们所见的要多。西方的自由概念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的演变，自由主张的代表人物约翰·洛克强调“自由”为人类之必要权利的政治在历史上不断重复。洛克是自然权利的代表。经历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的发展，到休谟、斯密，尤其是斯密在他的学说中，阐述了个人能够建立同时有着经济和道德价值的生命，无须政府进行指引。而一个国家的公民若能拥有自由采取行动的权利，则那个国家将会变得更为强大。事实证明，自由始终是一种向往，有点像精神上的信仰，但不会是一种现实存在，无论中外。

自由的概念在中华典籍中出现的不多。但自东汉、南北朝以来，“自由”的概念出现了，可能是对自由的理解不同，典籍中出现自由一词的时候，更多体现出一种对自我放任的戒备，比如“纵民之情，使自由之，则降于下者多矣”。“专己自由，辞多鄙固”。“然崇等视之如小儿，百事自由，初不恤录也”。中华文化上因为自古有道、德、仁、义、礼之约，自古讲究自修自戒，克明俊德，表现出来的是不能自我，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反倒是要克己，要修心养性。就像老子说的“不自见、不自矜、不自伐”，而要“自知、自明、自胜”。

中国有个词倒是很有意思，就是庄子说的《在宥》，其核心意思是“任物自在，无为而化”。这个“自宥”比那个“自由”，音近而意远，大家可以体会其奥妙。

总结起来，我们不是批评西方，仅就普遍意义上究竟其概念之本义。西方贩卖的所谓“平等、民主、自由”等人文概念从根本上说是经不起质疑的。

当然，疑古虚无化成风，和我们的古史记载缺失和矛盾有密切的关系，但这笔账要记在暴秦焚书上，要记在秦嬴政头上。他为了做所谓的始皇帝，说他德配三皇，功盖五帝，然后一世二世，乃至万世，所以大焚天下之书，将周之前史书的记录全部销毁。《周礼》记得很清楚啊，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书就是史。他竟然想全给毁了。当然也确实毁了，但他没有想到，《尚书》和《逸周书》竟然出土了。尤其《逸周书》是妥妥的史书，它是在秦始皇出生六十年之前被魏候埋到墓里的，然后在西晋时出土的，这时候秦都灭了四百多年了。和《逸周书》一起出土的还有《竹书纪年》，把从轩辕黄帝到大禹王三十世帝绪记得一个不差。其实比司马迁记得还早，还好，还详细。

中华人文这一块儿还有《尚书》。《尚书》出自上古史官之手，流传至春秋时仅剩少量篇章。秦焚书时，博士伏生将之藏于壁中，汉初取出残存28篇。东晋初，梅赜献上据称是西汉孔安国传授的《古文尚书》58篇，称“孔传古文《尚书》”，为《尚书》唯一传世文本。传世文本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包括典、谟、训、诰、誓、命六种文体，所记上起尧、舜，下至春秋中期，多数篇章为历代君臣讲话纪录，另有少数叙事之篇。书中侧重讨论治国之道及其教训，“天命”观念及“敬天保民”思想十分突出。是了解上古历史的基础文献，也是铸造中华文明的经典。书中德政观念，开后世“仁政”“王道”学说之先河； 《大禹谟》是宋明理学之理论基础；《尧典》《禹贡》《洪范》则为后世天文、地理及五行思想之源头；《立政》《顾命》《吕刑》亦深刻影响古代官制、礼法。

我们实际上还有大量的佐证，再加上这些年考古出来的一些青铜器，从青铜器的铭文上我们能看出夏、大禹，然后到商周比较完整的历史。尤其周的礼制，有《周礼》《礼记》等等，这些都很完整地记录了周朝的律法，礼仪法度，这证明了中国3000年前的社会是什么样子，这在全世界再找不出来。

但是一百多年来，疑古虚无化说中国的历史不可靠，中国的封建主义落后，中国的文化保守，他们说必须彻底地反思，彻底地批判。他们说中国是人文出现了问题，不说是满清的工业技术出现了问题，不说是满清官僚体系、政治治理出现了问题，不说是张勋、袁世凯这种复辟，这些卖国贼的问题，尤其是没有反省说是帝制、儒教和皇权专制导致的问题。他们只囫囵地说是我们的人文出现了问题，说中国人的文化出现了问题。然后从三皇五帝开始批判，批判得体无完肤，说大禹是一条虫，说颛顼是一猪头，胡说八道一通，把我们中国的历史全部给否定了。结果呢？结果是成王败寇，是暴力、杀戮。

他们没有反思老子的道德思想，把道德思想说成是消极的，是什么都不做，说成是避世；把孔子说成是假仁义、假仁慈；他们也有对庄子的批判等等，总之对中华文明数千年积累下来的这些经典，也不去究竟，也不想去搞清楚，不敢也不愿意对皇权专制和儒教进行彻底的批评，就说是道德仁义礼的错误，然后推崇暴力，向西方的船坚炮利投降，向中华自秦以来的暴力屈服，不分内外，不讲同胞还是异族，一概进行暴力革命。

他们对道德仁义礼智信是全部批判的，批判了这些以后，该怎么样建设社会伦理？不知道，也不究竟。在这种背景下，全盘西化就提出来了。

那么我们要反观一下，在没有道德仁义礼这些东西的加持下，社会沦丧到了什么地步。

道就不说了，老子说的道太高了！我们今天很难说得清楚。根据华夏道统传承，我们姬宗氏在教导历代宗世子时是有一些说法的，但是也很难理解，比如我们为了便于子嗣初学入门理解，对道也进行了概述提炼。道包含法道（法罚不道），天道（自然不息），德道（诚和无私），仁道（心因行果），义道（气善正罚），理道（真正至直）等六个核心方面。

我们还有一些总结，比如说，道，不可言也，实有之色象一者也，虚无之神妙无极也；幽呵冥呵，惚兮恍兮，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恒也，自然也，是谓道也。

然后德的话，离我们近一些。按说这是每个人进步升华的台阶，这是文王在两千多年前在上帝面前给人类求得的升华之梯，但是很可惜，只有少数人能明白，只有极少数真正的真人才能修道、修德，只有真知圣贤才能修德。道和德是相辅相成的，“同于德者，道亦得之”。

接下来是仁，文王说“仁若无垠”，“仁若无垠”是《文王德经》里的经文。老子说失德而后仁，《仁经》说“仁者爱人”，孔子也说仁，孟子说兼爱，墨子说兼爱、非攻。在西方也说“爱人”这种话，就像基督教有类似的观点。

但就道德仁义礼来说，西方最多，或者说最高只到“仁”这个层次。这是在他们的圣经中写的。但我们知道，“仁”是低于我们的“道”和“德”层面的东西，在老子看来，“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所以我们的人文是高于西方基督教教义中说的，即他们耶稣这个层面的东西。而他们说的爱，可能比我们所说的仁还要低，因为我们说的是“仁若无垠”，他们所谓的爱，只是爱自己，爱自己的子民，最多和孔子的“亲亲尊尊”那一套差不多。当然耶稣也是和孔子差不多时代的人，可以理解是这个层面的。

我们还有“义”，说到义的话，我们绝对说的是“锄强扶弱”，正义无私，是这种义，我们的意思要天理、正义、公义，绝不像西方那种强盗式的掠夺，他们西方没有义。所以说，我们中国的人文又比西方多了一个“义”。然后说到“礼”的话，西方是在十七八世纪才起来的，他们兴起的过程伴随着海盗、抢劫、暴力的过程。他们制礼也是在征服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形成的。比如他们向我们学习，向我们周人学了“公侯伯子男”这种爵位制度，爵位制度是最最重要的礼，是制礼的基础，这方面他们是学周人的，连一个字都没有改，可笑不可笑？西方兴起后，到处烧杀抢掠了，但是我们呢？我们有义、有礼，还有信。

他们向唐朝学、明朝学，把我们的《考工记》《天工开物》《授时历》《周易经》《永乐大典》等都抢过去、偷过去，好一顿学。

胡适之流的这些人，把中华仁义礼智信这些系统全都否定了。从西历1916年就开始否定，然后西历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胡适跳得最欢。当然，他一直都在中国这个舞台上，尤其是在中华民国这个政治舞台上，利用他的影响，利用他当过北大校长等等一系列文化高官的身份，否定中华文化。他这种文化上有地位的人，利用自己的身份把中国的文化从最高维的道、易，到最基础的仁义礼智信，全部给干塌了，从信仰到思想到政治，到历史到文化，甚至到民间的风俗。中华民国大总统最后给他的名号都叫“买办和走狗文人”。他就是以这种“买办和走狗文人”的身份，在美国获得了36个博士。

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社会信用体系，全部被他们改了。他们差点还要把中国的汉字给废了，把中国的华文要给废了，准备要全面地用西方的字母化，其心可诛，这是他们做的事情。真的是不可理喻！

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什么情况？我们现在的社会，道德仁义礼智信，哪个层面还有？整个社会层面都没有了，我们成了西方的附庸，不但是附庸，还是人家不承认的、在东方的一个怪胎。欧美西方一直打压我们，但我们用的历法是基督纪元，我们曾经在天安门上挂的是马恩列斯，全部是西方的，当然现在是改了。我们的正装是西服，国家公务服装，最高级的公务服装，开大会的服装，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利代表的服装，是西服、西装。

这方面我们都连印度都不如，连我们旁边的日寇都不如，印度人家到哪儿都穿着自己的服装，哪怕到联合国开大会，都穿印度服装，更别说自己国内开大会了。

不过这都是衣服，今天可以穿，明天可以脱，这不是致命的，致命的是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现在提出文化自信，伟大复兴，我们都找不到什么是优秀的、可以对标的、真正的具有中华文明的代表性的优秀传统。我们的历法用的是人家的，我们的历史记录是以基督纪元标记的，这样发展下去，我们还怎么找到我们的文化自信？哪一天基督纪元废了，那我们怎么证明我们的历史是可靠的？我们放着拥有四千七百多年长度、还在不断延续的黄帝纪元历不用，非要用一个来历不明的、时间较短的基督历，怎么能说我们是自信的？怎么说中华文明是伟大的？历法是一个文明的标志，因为是天文。天文、地理、人文，这是一个文明发达的标志，你不懂天文，看不懂天象，怎么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所以，都一百多年了，我们从里到外全部都废了，那么我们是不是该反思一下，把中华文化给弄坏了的人是谁？他们是怎么抽掉了中华文明的脊梁骨的？在中央认识到中华文明的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并且提出“第二个结合”的今天，反思并清算胡适之流这帮打着新文化运动旗号的走狗文人破坏中华历史的事实，并予以反正，是不是很应该？

完全是应该的，因为胡适、顾颉刚、钱玄同他们的肉体虽然早已经走进了历史的坟墓，但他们的徒子徒孙，他们当年的主张依然还在发挥影响，今天的疑古虚无化倾向还在校园象牙塔、还在国家有关政策导向中大量存在。最近我们看到武汉大学有教授就发表论文说杜甫和白居易都是基督徒；北语教授刘二就说“黄帝是上帝”，但黄帝的孙子“颛顼和他的父亲一样长着一副猪莫样”，华东师范梁奇说“战国诸子强调黄帝的人王属性，促使黄帝由神话人物向古史传说演变”这样纯属猜测的语言，把华夏圣宗轩辕黄帝神话化、虚无化。他还延续着疑古虚无化一贯的腔调，还在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弟子。一个两千多年后的人，置两千多年前“诸子”的看法于不顾，且没有任何证据论证，直接给出结论说“促使黄帝由神话人物向古史传说演变”，真是误人子弟！

今天这个社会沦落到没有高尚的价值观，没有升华的方向，精神颓废，抑郁频发，全社会唯金钱至上。但是，物质已经这么发达了，还是缺钱，老百姓更加奔波、更加劳累，更加匮乏，绝大多数人更加麻木，没有任何精神上的向往，说一样的话，没有自己的观点。像刘宗迪之流，说颛顼，帝颛顼，是一个猪头，都没有人管，文史期刊还堂而皇之的发表，为其张目。颛顼是颛顼帝，是轩辕黄帝的孙子，还创立了《颛顼历》，这些都没人知道，都没人看，都没有人出来反驳。

我们的社会充斥着这一系列的怪胎，特别奇葩的是，这些年特别多按这种腔调来编排我们的历史，神话我们的历史，虚化、虚无我们的历史，最后解构我们的历史、文化，解构我们人民信心的事情，这样如何能文化自信？还怎么谈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这个国家怎么能安全？没有安全，何来政治之兴？何来道路之兴？没有这样的文化安全，何来人民有信仰？何来国家有力量？何来民族有希望？

这些都成了口号，都成了镜中花、水中月了。如果不把胡适之流，还有中国的人文和历史这一块儿，好好地清理一下，不把这百年毒瘤做一次大的清理的话，中国会变成西方的一个怪胎，会真正变得国将不国。

我们都知道现在各种新国学兴起，什么是国学？就像王国维先生说的，国学是什么？就是国将不国之学。现在国学兴起，兴起的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新儒家那一套，就是从秦汉以来，祸害了中华两千多年的那一套。那就是不国之学，就是各种买办，各种涂脂抹粉，弄些假的东西，建的是海市蜃楼，都是些经不起推敲的东西。不彻底反思皇权专治制度和儒教利益结合的安排，不彻底打破这种利益同盟、虚伪假话，中华的历史在人民心中建立不起来，真正的中华信仰建立不起来，在人民心里就扎不了根，中华还会再一次沦落到晚清那样的境地。

中国要想文化自信，真的要把一百年来的疑古虚无化全部清理一遍，把我们的历史上记载的，除了用出土的文献给弥补一些，用我们的传承给弥补一些，绝不容有任何的没有事实的篡改，也不容有任何的有瑕疵的解读，更不容有西方走狗肆意抹黑。历史就是历史，这就是史册的伟大之处，这就是我们的人文。

中华的人文，是天文、地理、人文，天文是向往天空的，天文历法，是气象、星象、法象，是敬天，是信仰。地理是山泽海湖，是河汉江淮，是山川万物。人文是让大家真正的会读经，会读书，长见识，有精气神。现在的人文却恰恰相反。就像这些人文学教授，民俗学教授，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在闯寡妇门，他们在会上就这么厚颜无耻，还“一致喝彩”！

这种连江湖人士、哪怕最差的这种打家劫社的人都不齿的事情，不能欺负老人、小孩儿和寡妇的这种事情，竟然在教授这里得到“一致喝彩”，还在互联网上大肆宣扬，这简直是无法理解啊！所以，我们要正正这种社会风气，要正社会风气就要从整个面上进行，这应该是国家、是中央关注的事情，应该是全民考虑的问题。

我们人文到底什么？从文学的角度说，我觉得路遥写的《平凡的世界》很好。包括《白鹿原》，陈忠实写的《白鹿原》也是非常好的人文学表达。这个可以叫成白话人文。

我觉得东周的庄子，唐朝的韩愈，哪怕是汉代的贾谊这样的，都很不错。哪怕是出现更多的曹植，更多的李白、杜甫都可以。再不济的话，应该出现的也是苏轼这样儿的。但是文人的话，最起码要有像黄宗羲、陆秀夫、王船山这样的。没有这样的精神，那叫什么文人？那要人文有何用？如果人文是拉低我们社会底线的话，我们要他有何用？那文人活着有什么用？那就不是人文了！那就是下九流了，那就是婊子都不如的啊。

综上所述，疑古虚无化中华历史的后果就是破坏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破坏了中华历史的源头，破坏了中华敬天法祖的信仰。

全盘西化的主张，使得人文学科接受了西方的叙事方式，把中华的历史人物按照西方的神话体系进行虚无化，按照西方的神话肆意编排，进一步损害了中华人文精神的智慧积累，割断了与祖宗的联系和文脉传承，进一步损害了中华人文学科的叙事方式。

西方的故事讲不通，又讲不好中华故事，在国家建设重心以经济为中心的带动偏移下，中国的人文学科越来越找不到自己位置了，既丢了神，又丢了魂，历史讲不清。比如历史知识的教育还停留在六十年代，而没有吸收数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和成果。文学作品也没有了神魂，不能给人以精气神的激励和滋养。精美，精日，学位授予、学科标准，学科评价都以西方为尊，有毒教材肆意戕害，这种情况下，要说文明复兴是不可能的。

新时代人文学科的使命是塑造中华人文精神，助力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摆脱了物质短缺和科技落后的局面，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上摆脱了对西方的绝对仰望，而在某些方面、某些环节走在了前面，但又一次引来了以美为首的西方全面的打压，让我们不能不想起我们在人文领域还没有对西方祛魅的现实。

没有在人文上对西方祛魅，没有彻底纠正一百多年来疑古虚无化对中华人文精神的残害，就不可能真的站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经济发展特别重视，对科学技术、军事技术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而下的方面投入巨大，但没有在人文精神上真的站起来。对西方的制度、文化、艺术、生活方式的崇拜和美化，在广泛的人群中大量存在。

我们对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平等等观念有着似是而非的向往和片面认识，而对中华文明的历史、信仰、思想、人文领域的先进性和成就缺乏正确的认识，这些情况的存在，说明我们在人文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时代以来，中央提出了文明复兴的任务和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号召，这是回望历史、法祖信仰的一部分，是重要的理论突破。那么要想实现文明复兴，就必须实现中华人文精神的重构，就必须建立在人文学科的建设和教育取得突破上。因此，讨论和认识新时代人文精神，就是一项重要的任务。那么反思和打破眼下我们在人文精神、人文学科方面的困扰和藩篱就是一个前提。边破边立，扭转颓势，使国人在精神上自立、自强，注入精气神，就是人文学科的新使命。

众所周知，新时代党中央提出文明自信、讲好中国故事等一系列号召，目的是凝聚人心，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讲好中国故事和文明自信是一脉相承的，因为文明是文以化成的结果，中国故事是中华文以化成的过程，这为新时代人文学科提出了新的使命。

传统的人文学科从大的方面看，包括文史哲等专业。新时代中国人文社会生态的构建还离不开经济，经济是当代人文社会生态的主导力量。法律是现阶段人文社会生态的有形约束，因此人文社会生态也离不开法律，这是时代发展阶段的特点，因此文、史、哲、政、经、法就是构成人文社会生态的六个基本面。其共同点是都具有塑造社会生态的功能，并以塑造社会生态为使命，其工作内容都要紧紧围绕社会生态建设大局，其目标是社会生态良好。

从华夏道统的观点看，有关信仰、思想、历史、文化等这方面的工作都属于人文工作。信仰和思想当然是高于哲学的，但依照现代的学科分类，也可以将其归纳到哲学的范畴，这样无损我们要讨论的内容，也便于和世界接轨，免得被视为老古董。这样一来，华夏道统和现代人文学科之间就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因此新时代新人文学科就包含了信仰、思想（两者统称为哲学）、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法律等七个方面，围绕人文学科而进行工作就是人文工作。新时代新人文工作的核心是塑造、传播正确的信仰观、思想观、历史观、文化观、财富观、法律观，从而在根本上参与和影响新时代社会生态的构建。

信仰是社会生态的根本。信仰不能等同于宗教，这是现代人文学科最容易搞混的问题。现代人文学科之所以搞不清这个问题，是和我们政治主张有密切联系的，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思想影响下的意识形态，造成人们有意无意回避有关问题的讨论，所以很多人远远地避开信仰问题，而有些人一说到信仰就将其与宗教挂钩，就是在规避风险。但一个一个、一代一代规避风险的结果就是谁也说不清了！这是很大的麻烦，其麻烦就在于说不清的结果就是神秘化，神秘化的结果就非常容易迷信化，最终给整个文明发展带来惨痛的、不可挽回的损失。当务之急是从政治上应当允许人们讨论、重建真正的中华敬天法祖信仰，实事求是恢复乡村和国家级的庙、祠场所，重新找回中国人的信仰之锚。

信仰是人类精神践行的明灯，是人类精神需求的最高层次，是人类永远不会偏离的稳定之锚，是指导人类一切行为的、抽离了一切目的的、最纯粹、最干净、最后的精神之锚、心神之归宿，对塑造中华文明的性格具有根本意义。

中华文明的信仰是敬天法祖，这是中华文明自伏羲女娲肇启以来不间断传承八千多年的根本原因。信仰是不受任何力量强迫的，不受任何利益诱惑的，不受任何形势威胁的、可以奉献一切的最后动力。

信仰和信念不同，我们在谈到政治主张时，往往是在说一种信念。信念是在信仰支撑下的阶段性的与时代形势相结合的一种表达，具有阶段性的特征。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以后，新的政治体又会有新的信念和主张。比如在面临暴秦的压迫之下，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让泥腿子捅破了天，西汉创立了。而东汉张角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动摇了东汉的统治。在大元朝的统治下，朱元璋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创立了明朝；明末李自成提出：“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等等，都具有强大的感召力。比如毛泽东在农民暴动中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在抗日战争年代，中华优秀儿女的信念就是为了民族解放，为了不做亡国奴，这是在面临外敌入侵的情况下迸发出的一种信念，但这种信念所爆发出来的力量大家有目共睹，以贫弱落后打败了富裕先进，以鲜血铸就了新的民族魂。

这种信念能爆发起强大的力量，因为其背后就是敬天法祖的信仰，是对于“天命”的践行，是对于“配天”的向往。是不允许自己的土地、自己的祖坟被刨、被挖，不允许自己祖先的骸骨被践踏、散落。这种情况在战国时代也发生过，当年齐国被燕国攻占，齐人被围困在临淄城里不敢应战，但是当燕人把田齐的祖坟烧掠践踏后，齐人爆发出超强的战斗力，一举出城把燕人给赶了回去。还有就是每年的春运，没有任何人号令，但每个人都会想尽办法不远千里万里赶回故乡，给祖先上坟，与家人团聚。虽然不是朝拜，但是其规模、其虔诚度不亚于任何一个宗教的朝拜规模，这还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任何外力强迫和攀比的自发行动。如果硬要说有一种力量推动了这一旅途，那一定是内心亲近祖先和家人的召唤，我们可以称之为敬天法祖的信仰。

明明是回家，给祖先上柱香、烧个纸，有些地方还不让上香烧纸，说祭祖、法祖也许能说得通，但为什么又和敬天联系上了呢？这就要从中华文明最根本的起源说起。

中华文明是一个敬天的文明。敬天信仰由来已久。从圣皇伏羲氏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一画开天开始，中华文明就诞生了。这说明中华文明的诞生是和“天许”、“天命”联系在一起的，根据华夏道统的传承，中华文明的圣皇伏羲和神皇女娲就是天上的辅星和弼星，他们在八千多年前降落在了华邦，为华夏民族注入了神魂，从此中华文明就脱离了蒙昧，开启了新时代。所以中华文明天然就是一个敬天的文明。这就是我们的典籍里面出现大量“天”、“天命”、“天道”的原因。中华文明的“天”，还和“帝”、“上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玄天上帝”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是最早具有上帝崇拜的文明。这在《周易经》《尚书》《诗经》乃至文物考古中发现的“卜辞”中大量存在。与天对应的是地，也就是我们生活的星球，天覆地载，天生地养，天经地义等等，《阴阳风水经》说“天有星宿，地列山川”，“气行于地，形丽于天”。中国古圣先贤早就把天地从理论上给连在了一起。现代宇宙学说就看得更清楚了，地球也在天体之中。

同时，敬天文明也造就了中华自古“人是天地之子”的说法，那么天德、天位在人世间也有一个对应。这就是人王的观念。天下有这么多芸芸众生，为什么有人成为“人王”，比如伏羲氏、神农炎帝、轩辕黄帝、颛顼帝、大禹王、文武先圣等等，这就提出了“天命”、“以德配天”的观念，这就是说，为什么轩辕黄帝是人王，是因为他的德行，因为他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壮大、兴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所以效法祖先，效法有德的祖先，效法祖先之德就成为传承的意义。老祖先有德，自己能不努力吗？自己当然也想成为有德之人，家族中有有德的祖父、父亲、儿子，这样代代相传，才有家族的兴旺，无数个家族的兴旺才有一乡、一邦的壮大、发展，才有十四亿人的今天。所以，敬天法祖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不是每一个祖先都值得效法？不是的！只有那些“德配天地”的祖先才值得效法。像周人这么重视德行，这么重视敬天法祖，就是建立在对其中德行不好的祖先严厉批评的基础上的，比如对厉王、幽王，就不能祭祀。不祭祀就是不法，不效法他们，不但不效法，还要在一些日子把他们的妄为讲给后人听，让大家引以为戒。

正是因为中华文明在敬天法祖信仰中，尤其是对祖先的景仰中加入了批判性的务实选择，才使得“法祖”信仰能够保持一定的理性，不会产生盲目的崇拜。因为中华文明始终是看重德行的，始终用一根德的准绳，去丈量祖先的功绩。敬祖、法祖而不唯祖是从，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的开放性和发展性，这才是中华既“法祖“又能站在前人、祖先肩膀上不断前进，生生不息的原因。这也就是老子说的“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的意义。我们今天对疑古虚无化的反思和批判，也正体现了这种精神。

中国这种“以德配天”的思想，不仅在今天国内的一些家庭中有所保留，就连曾经的“交趾”，也就是今天越南、缅甸一带还有以“德佑”称呼中国人的说法，可见中华先祖之“德”是多么地深入人心。

正是因为中华古圣先贤的警惕性，中华信仰才没有落入像西方宗教那样极端化的困境。这也是中华文明得以不间断传承至今的原因。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都因为落入了宗教的圈套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向西看，千年的宗教战争至今还在地球上上演，穆斯林、新旧基督教，至今不能和平相处，依然是世界不安定的根源，这在根本上都是宗教的原因。

在中国，把信仰等同于宗教是最大的误会。我们可能无法准确说清宗教什么时候窃取了信仰这个词，并把它和宗教紧密地连在一起，但至少应该是从西方教传入中国以后开始的，因为在清朝的时候，至少康熙帝为了反击西方教不允许教徒供祖先牌位、供孔子牌位而一度发布《禁教令》，不给洋教徒发路引，不允许传教。这说明在清以前，中华大地上尽管有梵佛，有道教，但更多的百姓供的是祖先，是庙、祠，几乎每个乡村都有庙有祠。今天天水的伏羲庙、宝鸡的神农祠都还在。各地都有供轩辕黄帝、文武先圣、孔子、自己祖先的祠堂。后来在满清治下，中华越来越积贫积弱，又经过一系列的革命、新文化运动、乃至文革，中华敬天法祖信仰越来越孱弱，作为承载敬天法祖信仰的庙、祠被大量破坏、清除，政治上又严格钳制，有关信仰的概念就越来越模糊，到今天，哪怕是一些不错的专家学者说起信仰，就必然和宗教联系在一起，说起宗教，必然带上“信仰”一词，把信仰等同于宗教，把宗教等同于信仰，使得中华敬天法祖信仰没有立锥之地。正如庄子所说“后世之人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范文正公说“周、汉、李唐虽有祸乱而能中兴者，人未厌德，祸乱者未能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

所以，新时代新人文学科第一要理解信仰、宗教、政治主张的区别，要给社会讲清楚信仰的本质，要把宗教活动和真正的信仰区分开来，把真正的信仰和一般的政治主张区分开来。并且要取得政权的谅解，因为任何一个政权都是阶段性的，没有一个政权能凌驾于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之上，能凌驾于中华炎黄子孙代代相传的核心价值之上。自古至今，即便是以“宗法约人主，德礼贯天下”的周朝，也不过八百多年朝祚，而后期还难免陷入诸侯争霸的局面。看清楚这些历史事实，看到中华文明长久不衰的根本之道，并接力维护之，坚定敬天法祖信仰，也是每一代政权为中华文明传承永不断绝担负的责任，因为不管是姬姓、子姓还是刘家、李家，总不想在亡天下的时候还亡了中华，对祖宗先人没有一点念想。所以这也是中华的根，全体中华儿女都有责任共同维护。

在信仰之下，中华文明最为世界各民族所称道的莫过于“道德”思想，中华文明矗立至今“成为人类不可超越的灯塔”也是道德思想。道德思想的集大成者是老子，在老子之前，有文王给我们留下的《文王德经》。老子在西方哲学的代表人物眼里是“东方的圣者”。以道德思想治理天下的西周时代，为中华在世界上挣得了“礼仪之邦”的美誉。对内而言，在“成康之治”时代，“四十年无一狱”。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记载周成王、周康王统治时期”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到今天还有一个成语“刑措不用”，这是荀子说的。

所以人文学科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向社会讲清楚道德思想的重要性，讲清楚“尚德”思想何以能引领社会和人类的升华，并且要身体力行，为塑造良好的社会生态做出人文学科的贡献。思想是社会生态的常数，是长期影响社会生态各要素“之相然”的规则。

历史是文明的主干，记录着社会生态的方方面面，也是社会生态连续性的组成部分。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重视历史传承的民族，与之相对的，西方没有历史。哪怕是差不多同时发端的古埃及和苏美尔文明都被神话了，变成了一个个神话故事，失去了连续的历史纪年能力，从而虚无化、被抛弃了。以美为首的西方，本身历史也不长，而且充满了血腥和杀戮，他们的历史既短暂又充满了掠夺，所以也不敢把历史呈现于世人面前。即便写他们今天的历史，以美国为例，立国二百多年，在全世界发动了几百场战争，至今依然硝烟弥漫，开国领导华盛顿说印第安人人皮靴子是最好的靴子，他们的历史能经得起人类历史的检验吗？不可能。

所以中国的人文学科要结合历史文献、考古实证、特殊传承，把中华的历史面貌尽力真实地展现出来，把中华文明一元多支一体的特质展现出来，为中华文明永不断绝贡献新时代的力量。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一茬人，作为炎黄子孙发展到今天的一代人，有责任为中华文明的延续贡献力量。

文化就是哲、史、文、经、法的“文”，对于文化的定义，人文学科应该不陌生。对于大众熟知的含义或者文献记载，人文学者应该有发言权，兹不赘述。

按照华夏道统的定义，文化就是“礼仪伦常，仁爱慈惠”。一个文化的高低，就在于对“礼仪伦常和仁爱慈惠”的理解和践行，那么对比一下中美、中日等等，谁在礼仪伦常上更加有秩序，更加高贵？谁在仁爱慈惠上表现得悲天悯人？这是显而易见的。美国说炸伊朗，就炸了，还在网上公布轰炸后返回基地的飞机。以色列不但侵略巴沙，至今还以供水、发放救灾物资之名诱杀无辜的巴勒斯坦民众、妇幼，更对叙利亚不宣而战，肆意蹂躏。

根据华夏道统架构体系，中华历史上留下了璀璨的人文典籍和数术科技典籍，这些典籍都凝聚着中华古圣先贤的智慧，是我们传承文脉、赓续气脉的基础。简单列举如下：

《周易经》、《姬氏道德经》、《姬氏祖传经》、《黄帝内经》、《玄隐遗密》是华族子孙必悟之经典。

《尚书》、《竹书纪年》、《逸周书》、《国语》、《左氏春秋》、《吕氏春秋》、《史记》是华族子孙必读之史书。

文化方面有《礼记》、《周礼》，是华族“礼仪之邦”文化的根基。

智慧之子集方面的《老子》、《论语》、《庄子》、《文子》、《墨子》、《孟子》、《孙子》、《韩非子》是华族必读之聖贤慧源。儒家《论语》要慎读，稍有不慎成腐儒。

在数术科技方面，我们要读《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缀术》、《五曹算经》、《孙子算经》、《考工记》、《天工开物》、《齐民要术》、《墨经》等。

识文断字要读《尔雅》和《说文解字》。

因此中国人文学科的优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有基础的，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不但不能让其逐渐演化而降低，还应做出与时俱进的贡献。

文化很重要，但相对于信仰、思想和历史而言，文化又具有地域、时代、借鉴、交流的特点。总体是多变的、短期的，具有潮流化的特点，是社会生态的变数。只有经过长期经世之验，凝聚了内核的文化价值，才能上升为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而影响民族的长期发展。新时代人文学科的工作要围绕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进行提炼、修剪、扶正锄邪。

政治是政权存续期内人文社会生态塑造的决定力量，尤其是在某一政治阶段，因为政治依靠政权的暴力力量，管理着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其政治主张和理念必然影响着一个社会的基本秩序，也是塑造社会生态的决定力量。比如周朝以德礼治理社会，社会就崇尚礼仪道德；强秦以奖励军功和农耕为基本制度，社会就导向武力和耕作；西汉以来独尊儒术，社会上就以儒文化为主体；李唐以道为教，社会环境就较为宽松，人的个性就比较张扬，所以唐诗冠绝天下等等，这一切都说明政治是社会生态形成的主导力量。反过来说，社会生态的现状也折射出政治治理的状况。历朝历代的兴起、守成、衰落也必然是政治治理的结果，社会人文生态的质量反映政治治乱的水平。新时代关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关注吏治，关注第二个结合，可以说是为中华文明的复兴接了地气、开辟了新的道路、新的生机，这是新时代讨论新人文学科使命的良好基础，各方必须慎行慎为，担负责任。

在现代社会，经济也是人文社会的重要塑造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说经济是目前社会生态塑造的最主要力量也不为过，也是客观的。那么，围绕经济发展的理念、以及财富观、财富的取得、使用、分配、占有等经济要素，包括人、机构、组织、资源的分配、占有、使用过程中所传递的价值观、财富观，必然反应在社会人际关系、人物关系、机构关系等等经济主体之间，这些都构成了社会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上述整个过程中，人文学科乃至所有学科的理念都会转化为各要素的“相然”关系，并共同塑造社会生态。因此，经济关系、观点，财富观是人文学科向社会贡献价值的必然方面。

法律是当代社会治理和社会制度安排的主要措施，也是塑造社会生态的关键抓手。法律观点、法律取向，法律所支持的和反对的，必然直接影响社会生态的形成，因此成为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约束了善举，所以没有人敢站出来扶弱，法律抑制了正气，所以邪恶污秽遍地。就比如法律把“正当防卫”变成“互殴”，邪恶得不到惩罚，只有“恶”才能生存，“恶”便无处不在。

“恶”的无处不在，必然压缩善的生存空间，善恶也会转化，于是有些人遇到有悖于社会公序良俗、有悖于社会风清气正的事情，不敢说话，不敢站起来，生怕溅脏了自己，生怕自己被误解，拼命保护自己的羽毛，或者因为自己的不干净而不敢发声，看不到大局，不敢“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浑浑噩噩，蝇营狗苟，苟且偷安。不敢向恶说不，必然在客观上助恶抑善，这必然导致社风日下，越来越肮脏，越来越没有一方净土，没有一口新鲜的空气。

那么，讲好中国故事只是人文学科的责任吗？显然不是。科技、军事、材料、装备等各行各业（以下简称“理工学科”）的蓬勃发展也是在讲中国故事，也是塑造人文社会生态的一部分。科技、技术、工具、军事的正确使用、良好使用有助于良好人文社会生态的建设，有助于为讲好中国故事准备素材。因此，正如社会生态包罗万象一样，这些科技、技术、材料、军事等都是塑造社会生态的一部分。那么人文学科如何和这些理工学科密切结合，共同在社会生态塑造中体现“人”作为“万物之灵首”之高贵，体现“人”在人文社会生态中位置之重要，以及如何才能发挥至关重要之责任？显然，人文学科不但负有责任，也有广阔的发挥余地。

不可否认，现实社会中种种不尽人意的现象，包括像北京语言大学刘宗迪教授说“颛顼是一位猪头神”，说“颛顼来自养猪国，和他父亲同样长着一副猪模样”，把民俗学变成恶俗学，说田野考察是“闯寡妇门，寡妇门里故事多”等等，包括在各种教授学者中大量存在的学术不端、败俗丧德，违法犯罪行为，让今天的社会充斥着“文科都是跪舔”，“文科无用”等论调，这里面当然有以偏概全的成分，但这种现象无疑是人文学科园子里的杂草和污秽，威胁着人文社会生态的健康，也对人文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其实人文学科一向是中华文明精气神的倡颂者，老子的道德思想、孔子的仁爱、墨子的兼爱、孟子的“养吾浩然之气”、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乃至鲁迅的呐喊、周恩来的“为中华之崛起”，一代代中华至圣先贤为中华民族注入的精气神，这都是人文学者的抒发，都是人文学科的呐喊，都是人文学科的历史贡献。直到今天，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德馨教授等为了抵制知网的霸道，以九十多岁高龄振臂一呼，状告知网，直接看是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其实也是在重塑社会生态。此举让全国多少人文学子、学者、教师受益?相信全国发表过论文的学者包括理工科，都心里有数。这是新时代人文学者的表率，是中国人文学科的希望。

不要小看精气神对一个社会的重要性。回想一下我们脑子里所有愉悦的、美好的、动人的那些人、那些事、那座山、那场风暴、那条溪流，那些激励自己的瞬间、挽救自己的念头，无不是通过人文学科讲述出来的，精气神既是一个个人的面貌，也是社会整体的面貌。文学作品是精气神的塑造者，阅读好的文学作品，吸取其传递的力量并转化为个人的行动，这是精气神的传递。不止是文学作品，绘画、艺术、歌曲、对话、语言等等都是人文学科的一部分，不过有些是文化皮肉，有些是文化衣服（比如文艺），但都共同成为人文社会生态的必然要素，共同作用于人文社会生态的构建。宣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都是塑造社会生态的工作。

精气神的核心是气，是正气、和气，是有容乃大的大气。中国人对气的认识很早，很本质，是人文学科长期积累的重要成就和优秀成果，气是鼓舞人的精神，维持人的生命的根本要素。气不好，人容易病，气没了，人就死了，社会的风气不好，社会就病了，所以人文学科必须承担给社会净化空气的职能。向所有有害于社会生态的观点、行为、污言秽语宣战，必须让信仰、思想、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法律各自占据合适的位置，使之对社会生态园子里的各种杂草和污秽及时判断、及时清理，让新心生长，新卷尽展，新枝成势，形成合力才能让人文社会健康发展，才能让社会生态的园子欣欣向荣，让生态要素健康成长，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也是人文学科的责任。

凤凰展翅的光亮是在浴火后重生的，雄鹰的利爪是在除旧中新生的。羽毛的光亮是在与风雨的较量中、在沙石的砥砺下，在太阳暴晒下，不断飞翔磨练而越来越充满光辉的，不是躲在月光和树荫下，藏在尘垢中能变得强有力的，打扫时代的垃圾，敢于清理污垢，边破边立，有破有立，遇破则破，“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新卷出来就必然陈旧，新心、新卷、新枝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推陈出新的过程，只有及时的梳理尘垢，才能保持新的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才能不负时代重托，不负时光馈赠的一程。

全社会的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技术发展上是一个时期以来的客观需要，但社会上各种明显破坏社会生态，有悖于社会公序良俗的现象层出不穷，都时刻威胁着园子里所有生物的生命，让生命迷茫，让精神迷失，让无辜生命陷于恶性循环之中，则社会生态不可能健康。经济成为杀手，技术成为帮凶，法律成为游戏，政治成为桎梏，文化化身毒教材，历史随意编排，思想成为锁链，信仰不知所踪，人面兽心，喜浊厌清，人文学科也在滚滚红尘中迷失了责任，丧失了使命！这是旧人文学科的坟墓，是新人文学科的生机。

新时代需要这样的人文学科，需要在信仰、思想、历史、文化、术数、法律、经济等方面，全方位宣讲中华敬天法祖信仰，尚德王道思想，厘清自圣祖伏羲以来的历史源流，恢复人的仁爱慈惠、礼仪伦常文化品格，重视以人为本的科技发展理念，公平正义的律法理念，经世济民，适度发展的人文情怀，厘清华夏道统架构体系，树立和焕发新时代人文精神，弘扬新时代人文使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建立长期可依靠的标准，从而助力“第二个结合”，迎接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是新时代人文学科的使命。

弘道者姬英明

中元4722年9月10日

西元2025年8月30日